【菜科解读】

因其先兆症状较少，产程较短，故而可能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应对呢？

1.无论是在田间、旅行车上都应选避风处。

2.产妇身下都要铺干净的衣、被或塑料布、雨衣、油布等。

3.速找寻医护人员或请有经验的人来接生，但常常是在无医护人员和无接生工具的情况下抢救。

凡接生用的包婴儿的布、外阴铺的白布、纱布、手巾等，扎脐带用的线绳、剪刀、镊子都应用酒精消毒或煮沸20分钟消毒后再用。

4.胎儿产出后用衣物保暖，外阴用干净布或手巾敷盖保护。

无消毒的剪刀时，可用刀片来代替，但必须用酒精消毒，或用火烧消毒。

待胎盘产出后，迅速送医院抢救。

5.产后母子都应肌肉注射破伤风抗毒素，以预防破伤风，婴儿肌肉注射750单位，成人肌肉注射1500单位。

注射前应做过敏试验。

闻博：特朗普没料到，能拦截油轮的，除了伊朗还有一个资本财团

美以伊新一轮战争突发，全球能源与资本市场剧烈震荡，行情大幅波动、避险情绪全面蔓延。

尽管特朗普多次宣称，伊朗反击能力薄弱、军事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然全面停摆——这一局面，显然是特朗普开战前未曾预料到的。

究其根源，除了特朗普一贯高估美国实力、过于乐观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他错误参照了历史经验。

不熟悉中东历史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并非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因战争陷入封锁，早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就曾在这片海域激烈对峙，陷入长期消耗战。

两国均试图切断对方能源运输命脉、瓦解经济支撑，逼迫对手妥协，海湾地区油轮随即被卷入战火，油轮遇袭、能源市场动荡等场景轮番上演，其剧本与当下局面高度相似。

彼时危机达到高潮时，海湾国家同时向美苏两大帝国求援，而忌惮苏联把势力渗入波斯湾的美国选择直接介入，允许海湾国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并出动海军军舰护航，后面直接发动有限军事行动，最终平息了那场能源危机。

伊朗也在伊拉克地面攻势与美军海上压力下接受停火。

但历史从不会简单重复，而特朗普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军事威慑足以压制伊朗的所有反击，更能保障各国商船顺利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可航运保险市场的商业逻辑，彻底打破了这一设想。

2026年3月9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讲完话后离开讲台。

图源：美联社 海上保险有自己的逻辑 海上航运保险是现代保险业的源头，更是全球远洋航运的核心支撑，其中油轮保险是行业内风险最高、体系最复杂的细分品类，尤其是超大型油轮（VLCC），作为全球造价最昂贵的船舶之一，其保险保障分为四大核心板块：船体保险、货物保险、保障与赔偿责任险（P&I），以及单独列支的战争风险保险。

油轮基础保险费率相对统一，主要参考载重吨位（dwt）和船舶总价值等硬性指标；

而责任险、战争险的费率则高度动态，核心随船舶航行区域与风险等级浮动，没有固定标准。

当前全球油轮承保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依托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保险市场，由专业辛迪加提供市场化承保服务；

二是船东联合组建的保障与赔偿协会（P&I Clubs），通过风险共担实现自我保险，省去中间成本，这也是行业主流模式。

目前全球仅13家保赔协会，便覆盖了全球95%以上的远洋油轮业务，行业集中度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风险属于极端高风险事项，普遍被排除在船体险和保赔协会基础保单之外，必须单独购买专项战争险，相关损失也仅由战争险保单赔付，常规保障不予覆盖。

业内人士基本都承认，劳合社是全球海事保险的绝对权威。

它并非单一保险公司，而是由多家专业承保辛迪加组成的保险交易市场，主导全球航运保险的规则制定、风险定价与承保标准，目前通行的行业准则均源于此。

其下属的劳合社市场协会战争险联合委员会（JWC），是全球海上战争风险的核心评估机构，专职监测全球海域军事冲突、战争及恐怖主义风险，定期划定战争高风险区域，其决策直接决定全球航运保险的承保边界，是影响国际航道通行的关键“无形力量”。

劳合社办公环境 资料图：劳合社官网 而JWC的管控规则，可以直接左右商船航行选择： 海域一旦被列为战争高风险区，船东必须缴纳数倍至数十倍的高额附加保费，签订专项协议才能获得战争险保障。

这次美伊战争一开打，JWC就扩大了高风险区域清单，将巴林、吉布提、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周边水域纳入其中。

低风险区域战争险费率极低，例如西半球航线费率可低至船舶市值的0.001%，而高风险区域费率可突破船舶市值的10%。

2008年索马里领海便是典型，7天专项保费高达船舶市值的2%，巨额成本直接迫使船东停航或绕行。

这次冲突爆发后，途经海湾地区的航程附加保费就大幅上涨，一周前据报道已从船舶价值的约0.2%飙升至高达1%。

若区域风险持续升级，委员会可启动72小时提前通知的终止承保条款，承保商有权直接取消该区域全部战争险业务（这种情况也已经普遍出现）。

即便船东愿意承担高额保费，承保商也会严格把控自身风险敞口，多数情况下会直接拒保。

但问题是，霍尔木兹是海湾油轮以及LNG船（液化天然气船）的必经之路，不是红海亚丁湾，是绕不过去的。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就是最近的案例，当时保险公司取消了涵盖黑海的战争风险扩展条款，直到后来随着谷物出口在新的风险条款下恢复，才通过谈判达成了替代性保障方案。

釜底抽薪：再保公司的刹车是海峡事实上封闭的背后原因 除了直保取消外，更大的问题是再保险公司踩下的刹车。

我们都知道海上保险标的价值极高、风险高度集中，单一直保公司无法独立承担极端战争风险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也需要为自己买份保险，这就是再保险公司的生意经。

直保公司普遍通过再保险转嫁风险，再保险也就自然成为行业稳定运行的基石。

再保险的商业模式注定了相关机构必然是资本高度密集、专业门槛极高的资本集团，因此全球具备海上商业再保险资质的机构屈指可数。

和平时期，再保险的核心作用是分散风险；

但战争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冲突区域内所有商船均面临同等高强度风险，而由于再保险公司数量极少，直保公司又高度集中地向全球少数头部再保险公司分保，导致再保险机制在战时彻底反转，从风险分散变为风险汇聚，少数再保险公司承接了整个区域的全部战争风险敞口。

笔者撰文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量油轮被困波斯湾和海峡入口处，同时由于定位干扰，不少船只已经“漂”到了内陆，正常航线已断 图源：AIS 同时期航运正常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供作参考 当这些再保险机构意识到区域风险聚集远超自身承受极限，会立即停止承接该区域新增战争险再保险业务，直接切断直保公司的风险转嫁通道。

这一决策并非针对特定主体，而是商业风险管控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两端聚集数百上千艘商船，而出口仅有一条宽不过几十海里的狭窄水道，再保险机构面对空前集中且无托底保障的巨额风险敞口，无异于承接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风险包袱，自然不会贸然承接业务，这也是海量船舶无一敢贸然驶入海峡的核心原因。

特朗普政府显然未料到这一市场逻辑，伊朗即便海军实力大幅受损，仅凭海上保险与再保险的规则约束，便实现了霍尔木兹海峡逾10天的事实封锁，且短期内暂无解封迹象，这场保险规则主导的无形封锁，约束力远胜常规军事威慑。

当然，失算的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

几年前，得州大学施特劳斯国际安全与法律研究中心在他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危机分析中，就表达了相当乐观的看法： 没有理由相信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会导致保险费率过高，从而在长时间内显著减少交通流量。

尽管在油轮战期间油轮的保险成本确实增加了，但它从未增加到承保人对最大战争风险敞口所收取的价格，会转化为租家购买的保险数量为零的程度。

换句话说，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总有人愿意接受和承保风险……只要价格合适。

“乐观”的预测 显然，现在的局势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如果特朗普想减轻国际社会因他选择开战而产生的怨言，那美国政府必须亲自下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且必须快。

特朗普政府可以如何“挽尊”？ 结合当前地缘局势、海上保险行业规则以及历史经验，笔者认为特朗普眼下能采取的方案主要有三种。

方案一：直接派遣海军护航，重启升级版“挚诚意志行动” 这一方案完全效仿1987年两伊战争时期的应对模式，启动“新·挚诚意志行动”，让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重新悬挂美国国旗，同时由美国海军出动舰艇提供全程武装护航，通过直接的武力展示快速重建航运市场安全信心，缓解船东与保险机构的恐慌情绪。

但美国真的能有效遏制伊朗无人机、巡飞弹等小型战术干扰行为吗？目前来看，美军并无十足把握。

伊朗低成本无人机的战术价值，甚至已被美军反向借鉴，足以证明其难以探测、数量庞大的特性，对价值不菲的海量商船而言，无疑是军事护航的噩梦。

即便有军舰随行，私人再保险公司仍大概率判定区域风险过高，不会轻易恢复承保；

毕竟在护航效果得到充分验证前，很难说服这些机构做到百分百杜绝船只受损，保险行业的风险管控逻辑也不会因军事护航而彻底改变。

路透社3月11日报道：泰国称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3名船员失踪 方案二：金融兜底，设立国家主权战争险基金 当前海峡停航的核心症结，是私人再保险市场全面停摆，直保公司无风险转嫁渠道。

这一方案由美国政府出面，以“最后承保人”身份，直接为往来海峡的商船提供战争险专项担保。

该策略的优势在于直击危机核心，能够绕开劳合社与JWC的风险通告限制，直接解决商船无保险可保的问题，推动油轮快速复航，见效速度快；

同时能快速平抑全球油价飙升与市场恐慌情绪，稳住全球能源供应大局，从根源上化解此次能源危机。

但这一方案带来的财政压力堪称巨大，属于典型的尾部风险兜底。

一旦有多艘超大型油轮受损，单船赔付金额便可超过1.5亿美元，叠加后续环境污染赔偿，巨额成本绝非美国一国能够轻易承受，即便特朗普拍板，美国纳税人也大概率不愿买单。

况且，与当年海湾国家被动卷入战争、主动求援不同，此次直接引爆战争与危机的正是特朗普本人；

虽说不做赔本买卖、敲诈盟友是他的一贯作风，可眼下想要说服海湾石油国家为他的战争决策买单，难度远超以往。

此外，担保范围的界定还存在公平性争议：仅覆盖美国船只，对全球贸易的缓解作用有限；

全面开放，则会进一步放大财政与责任风险，实际操作难度极大。

方案三：外交缓和，但政治代价过高且形象受损 借助阿曼、卡塔尔等中立第三方国家牵线，美国与伊朗坐下来谈判，达成有限谅解协议，释放局势降温信号，能从源头上解决航运停摆问题。

但是，此举政治代价极高，特朗普政府极易被国内强硬派指责为示弱妥协，政策推进阻力巨大，且大概率需要在伊核协议、制裁豁免等核心议题上做出让步。

此外，这类口头或书面协议缺乏强制约束力，伊朗方面存在较强不可预测性，一旦出现单方违约或战场误判，市场信心会遭遇二次崩塌，局势将更难挽回。

当然，管道绕行也是一项备选方案，通过协调沙特、阿联酋两国，全力启用沙特东西向原油管道和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以管道运输分流原本依靠海峡航运的原油运力。

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替代路线（红线：阿布凯克-延布管道系统；

绿线：阿布扎比原油管道） 但该方案运力局限性十分明显，现有绕行管道总运力不足海峡日均运力的40%，根本无法替代海峡航运的核心作用，仅能小幅分流压力；

且强制改变运输路线，会大幅推高原油离岸价格与远洋运费，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通胀，上涨的运输成本最终也会转嫁到全球消费者身上。

从最新局势发展来看，特朗普选择了两套方案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击伊朗布雷艇和无人机基地，消灭或至少削弱伊朗的不对称战力；

另一方面召集G7国家，试图引入更多海军力量提升护航能力。

截至笔者撰稿时，波斯湾内滞留船只已超1000艘，按照美国海军条例，一组护航编队（2-3艘驱逐舰）最多只能有效护航5-8艘商船，若要实现全覆盖，美军现有的第五舰队（及增援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根本无法提供充足护航力量。

不知惯用关税大棒的特朗普，此次向盟友求助时，又会开出怎样的条件。

结语 美国在越南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教训都说明一个道理：发动战争容易，预判战争进程难，按照自身设想收尾更是难上加难。

即便如今海空力量远超伊朗的美国，也不例外。

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恪守中立，同时与海湾各国保持良好关系，自身石油进口也高度依赖波斯湾，因此，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化解霍尔木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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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大特大韧性城市建设的五个挑战与应对路径

城市作为物理空间、经济载体和社交场所，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单元。

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人(55%)居住在城市，已成为城市的世纪。

信息、资本、人员的流动重塑城市空间，以都市圈为中心的全球交易网络正在形成，到2030年，世界上将有41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其中80%位于全球资源匮乏、高度脆弱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超大城市的特点是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的多样性以及环境的异质性，当面临极端天气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社会公共危机、重大安全事故的冲击和破坏时，超大城市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因缺乏应对这些压力的能力，出现功能崩溃的危险。

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打造“韧性城市”作为完善城市化战略的重点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目前中国有21座超大特大城市，面对不断增多的极端天气灾害、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风险等危机，加快建设韧性安全城市，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以全球韧性城市的核心要义与基本框架为理论依据，全面审视和总结中国超大特大韧性城市建设的实践经验与成效，分析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未来进一步强化超大特大韧性城市建设的新思路新策略，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建设韧性城市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超大特大城市对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视和行动，近年来其韧性治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面对未来更具不确定性的极端天气灾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风险，中国超大特大城市的韧性城市建设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总体顶层设计有待强化，建设合力有待提升 韧性城市建设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硬韧性、软韧性的共同建设和多个部门的高效协同。

打破韧性建设的“碎片化”“割裂化”格局，是推动韧性城市建设的必由之路。

但实践表明，当前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城市层面高规格制定韧性发展总体规划抑或实施意见外，大多数特大城市尚未制定有权威性的总体韧性发展规划和专项韧性规划，韧性城市建设的目标不清、任务不明，许多建设行动分散在规资、城建、气象、水务、应急等多个部门，缺乏跨部门协调推进机构或专门的负责岗位。

顶层统筹不力，横向协调不够，这导致了中国一些超大特大城市虽然在口头上非常重视韧性城市建设，但在实践中，政府缺乏实实在在的行动抓手和清晰目标，建设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

(二)城市新型风险的识别能力弱，风险底数不清 面对各种潜在的风险挑战，能够做到精准识别、精准预判、精准预警，并做好未雨绸缪和必要准备，是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

实践表明，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发生的重大灾难事故或公共危机，都与治理主体无法精准识别潜在风险、对风险难以做到“心中有数”有紧密关系，尤其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存量风险和增量风险易交织叠加，越发增加风险识别和预警的难度。

在现实中，主要面临三种困境：一是“看不见”的风险，如超大特大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在长期服役的条件下，由于受检测技术所限，外界很难精准判断其运行状态和潜在风险，一旦灾害发生，难以快速了解灾变状态，带来巨大的治理难题。

二是“想不到”的风险。

剖析多起城市新风险导致的安全事故发现，事故容易发生在此前较少关注的新场景、新领域，成因更加复杂，而管理主体的风险感知、评估和处置能力则相对滞后。

三是处置难度大，管不好。

对有些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复杂性上升、监管难度增大，已不能简单依赖经验积累形成的传统处置预案和手段，多部门各自为战，缺乏完整的管理框架，有漏洞的监管容易导致新的安全事故。

(三)城市韧性建设的法律标准体系不统一、不健全 关于韧性城市的评价标准，有很多国际机构在研究，评价维度和标准各异，如早期“韧性城市”实践大多参照风险管理国际标准IS031000:2009，遵循“识别一分析评估一诊断一行动一调整”的行动框架”；

国际标准化组织于2019年发布了《韧性城市指标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的韧性评估框架。

国内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牵头研制《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GB/T40947-2021)。

但实际上，当前中国城市在韧性城市建设中，并不存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国家指南并没有得到强制性推广应用)，基本按照各自制定的相关规划或实施意见进行建设，上海遵循的是《上海市综合防灾安全韧性分区分级建设指南》，北京主要参照《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他超大特大城市还没有标准或指南。

这不利于压实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压力，降低了韧性建设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城市硬空间韧性建设存在薄弱点和盲点 针对城市生命线系统和物理基础设施空间在内的硬韧性来说，中国超大特大城市除了难以精准识别大量地下生命线管网系统的风险点之外，还有较大面积的老旧小区、老旧建筑、老旧住房、城中村等特殊空间，其中水电煤管线等设施面临破损、陈旧、安全标准低等问题，具有更高的脆弱性，一旦碰到极端高温、极端严寒等天气，更容易引发次生灾害，给城市安全埋下潜在隐患。

与此同时，应急响应设施的空间配置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全市或一些社区在硬件韧性方面仍存在盲点和薄弱点。

(五)基层应急治理和韧性社区建设有待细化落地 尽管中国超大特大城市近年来按照国家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整体应急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根据实践来看，依然面临着应急管理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不够、灾害事故风险的综合防控能力不强、应急管理基层基础的建设力度不足等显著问题，特别是安全隐患大量集聚的基层社区，更面临着应急组织不健全、职责权限不清晰、应急储备不健全、应急预案同质化且不实用、应急人才短缺、数字化支撑不足、居民安全风险意识薄弱等问题，韧性社区规划缺失，社区应急处突能力明显不足，从而在根本上弱化或制约了城市的韧性能力。

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洪水、干旱和热浪等灾难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也加剧了韧性治理的难度和挑战。

中国建设超大特大韧性城市的路径选择 城市韧性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建设韧性城市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多元系统工程。

在超大特大城市面临更多风险挑战的情况下，韧性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应该遵循以问题为导向，以组织创新为引领、以安全体检制度为依托、以城市更新为载体、以应急治理体系为保障、以数字科技为支撑、以基层社区韧性为基础，加快补齐设施短板，堵上制度漏洞，全面解决城市安全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治理难题，切实增强城市的灾害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和转型力 (一)顶层设计、部门协同，健全韧性城市建设的统筹领导组织体系 根据纽约、伦敦等全球顶尖城市的经验，在市级层面成立专门负责城市韧性工作的专职机构(如纽约的韧性办公室)，设立专门统筹协调建设事宜的韧性官员(如纽约的首席韧性官)，是成功创建韧性城市的重要体制保障。

据此，强化韧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提高统筹层级和战略定位，优化建设体制，整合建设力量，是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加快推动韧性城市建设的首要重大举措。

具体而言，可以在市级层面，联合发改、规资、建设、城管应急、消防、绿化、气象、交通等多个部门，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城市韧性建设的统筹协调机构一城市韧性建设办公室或韧性治理委员会，赋予其对全市韧性城市建设工作的战略规划、重大事项协调、重大政策监督等职能，联合相关专业力量一起编制全市韧性发展规划和分专业详细规划，研制韧性城市建设标准与评价体系，走出传统的“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建设模式，全面推动“硬韧性”和“软韧性"工程同步实施、协同并进，确保韧性城市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发展。

(二)风险普查、分类实施，建立健全超大特大城市体检制度与风险地图 城市管理者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全面普查了解一座城市针对各种灾难或事故发生的历史规律、当前的潜在风险，并把不同类型的风险落实在地图上，对潜在风险可能发生的时空规律做到心中有数、了然于胸，是实现风险管控中有的放矢、沉着应对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实践表明，城市当政者“不知道风险在哪里”，正是城市韧性建设面临的最大风险。

据此我们建议，超大特大城市政府要深入分析上百年以来城市已经发生过的各类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数据，挖掘大数据背后的灾害或事故时空规律，依此制作精细化、精准化、全覆盖的全市主要风险地图，清晰掌握不同区位、不同时间上，有可能遭遇或发生的不确定性风险，合理配置应急储备和救援资源，以提高预防预警的科学性、有效性。

与此同时，要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研究制定符合超大特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认真组织开展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工作，深度优化数据采集方式，建立定性定量结合的评估方法，通过全生命周期的体检评估切实发现城市治理面临的风险隐患，形成支撑“动态监测、定期体检/评估、查找问题、整治措施、跟踪落实”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基础信息系统。

(三)升级建设、韧性改造，全方位推进具有韧性导向的城市更新行动 面对大量的老旧设施空间，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场所、空间、建筑、居住区等为主阵地，以韧性理念全面推行城市更新运动，全方位推动老旧建筑的绿色低碳化改造，加大老旧小区或薄弱社区的应急服务设施、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的配套建设，努力提高各类建筑、设施空间的本质安全及其对灾害风险的抵御力，确保基础设施和空间具备足够的韧性，是未来中国超大特大城市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此，在未来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升级改造各类能源、交通、电信、水等管网廊道建设，提升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标准，尽快解决“设施陈旧、标准偏低、超期服役或超负荷”问题，全面提高多场景的生命线工程韧性；

另一方面，针对老建筑、老旧小区，宜采取“集中成片”“微更新”等精准化方式进行综合改造，进一步改善设施标准、服务标准，在改善民生的同时消除隐藏其中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要全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的升级改造，提高地下空间应对各类极端灾害的标准要求，努力提升地下空间的韧性水平。

(四)未雨绸缪、闭环运行，完善全过程、全周期、无缝隙的城市应急治理体系 风险灾害的不确定性，是韧性城市的题中之义，一旦发生黑天鹅、灰犀牛式的灾难冲击，城市应急治理体系的功效和能力，就成为城市韧性水平的试金石。

时刻做好最充足的全方位准备，建立健全全要素、全部门、全过程、全周期的无缝隙整体性应急治理体系，成为超大特大城市建设韧性城市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为此，重点需要加强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从应急避难场所、物资药物应急储备、应急模拟演练等方面出发，切实加大多元投资，做好最充分的灾前应急准备，为快速高效的灾害响应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增强应急管理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强化物资、交通、通信、医疗、气象、地震、能源、测绘、民防等领域应急综合保障的协调联动，提高应急综合救援和保障能力，促进应急救援的全景式互通互联，提高指挥效率与效能。

三是，注重各类灾害评估分析队伍建设，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及时开展灾害损失评估和安全风险评估，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规划支撑，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步伐。

(五)科技赋能、数据吹哨，扎实推动城市灾害风险数字化预警平台建设 大数据时代，仅凭人力显然无法及时发现和预判各种风险并作出预警。

因此，深化数字科技与安全韧性的深度融合，让科技赋能，让数据吹哨,切实提高巨型城市复杂体系的风险识别与预警能力，必将成为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创建韧性城市的主要手段和重大依托。

要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战略，高度重视“一网统管”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利用全域感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打造一个城市空、海、地全覆盖一体化的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赋能城市排水、供水、燃气、供热、桥梁、建筑、隧道、综合管廊、河湖等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监测感知网络化建设和智能化管理，实现各类传感器和数据资源快速整合接入，第一时间实现对风险的及时感知、早期监测预警和高效处置应对，提升城市生命线运行效率和安全，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

(六)基层导向、人民为本，全方位推进韧性社区规划建设新方略 社区是超大特大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一座真正韧性的城市，必须遵循基层导向的创建策略，关心关切广大的社区民众，率先打造货真价实的韧性社区，提高社区应对各类灾害和突发事件的事先预防、应急响应和灾后修复能力，这是城市韧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创建韧性城市的必然选择。

一是，遵照《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居民、社区、企业、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制定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打造站式邻里中心，提高社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服务能力与自组织能力。

二是，综合考虑各类突发事件，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编制“韧性社区专题规划”，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全流程准备，帮助社区韧性繁荣发展。

三是，努力扩大社区民众的人际互动与社会链接，构筑更加顺畅高效的互动合作网络，积累以规范、信任、互惠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把社区建设成为一个有温情、有温度的包容互助新空间。

（作者陶希东系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原题为“中国超大特大韧性城市建设：理论逻辑、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刊发时有编辑和删节。

） 来源：陶希东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