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此时的国家皆以一个城市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一城一邦，独立自主，故称希腊城邦。

因其繁荣度有类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故称古风时代，又因记载其社会的情况多见于诗人希西阿德(或译赫西俄德)的诗集中，故又称赫西俄德时期。

古风时代 希西阿德时期 留传至今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较多集中于诗人希西阿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700年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之为希西阿德时期，这是希腊城邦最初形成的时期。

在荷马时代之末，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希腊社会发展速度加快。

从公元前9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雅典和希腊中部的优卑亚岛已有贵族(甚至称为“王族”)的豪华墓葬，铁器和青铜生产有大的发展，优卑亚岛的勒夫康迪且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建立商站，恢复了和东方的海运贸易与文化联系。

在希腊社会内部，阶级分化明显，奴隶逐渐增多，终于达到建立城邦——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程度。

首先建立城邦的是邻近东方文明的小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本土的雅典、优卑亚岛等文化最发达地区，继之而有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等地，中希腊和北希腊也迅速赶上，纷纷建城立国。

因此，在公元前750到700年间，众多的城邦涌现于希腊世界，如满天星斗般闪现文明的光辉。

这时，希腊各地生产力有新的增长。

铁制工具普遍使用，农业中有装铁铧的重犁及铁锄铁斧铁锹施展威力，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因之成片地得到开垦与深耕。

各地除种植葡萄橄榄两大经济作物外，粮食生产也有较大增长，而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金业的发展尤为明显。

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因素则是和东方的联系。

这时希腊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恢复甚至超过时的水平，小亚各邦和优卑亚岛最为活跃。

希腊本土和东方交往并不限于商业，希腊对东方文明先进遗产的吸收也硕果累累，希腊这个后起的文明很快就利用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取得的丰盛成果。

这些发展表明希腊城邦形成之际已站在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和数千年前古代东方文明最早建立国家时。

在希西阿德时期，与城邦建立同时，希腊世界出现了标志希腊文明光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希腊人袭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行，使希腊各邦有了共同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年;继荷马之后，希西阿德这位农民诗人开展了诗歌创作，不仅为希腊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不朽的典范作品。

希西阿德出生于希腊中部的彼奥提亚，有《神谱》和《田功农时》等诗篇传世，前者记述了希腊的神话传说，后者则抒写农业劳作和农村生活，是了解当时社会状况主要的、最生动的材料。

他以农民的朴质和真诚描述小农的辛苦劳累，也揭露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

诗中以鹰隼欺凌夜莺的寓言揭露贵族对小农的残酷压榨，他说当时“强权就是公理”，揭示了文明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

他以告诫兄弟的形式劝谕世人务农要勤苦操作，最好设法弄到一头耕牛和一两个作为助手的奴隶，必要时还须出海做点生意，表明了这时希腊的小农经济和奴隶制以及商品经济的联系。

由此可见，希西阿德虽是的农民诗人，他的视野却很广阔，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这反映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文化普及已有较好成效，一般公民素质不低。

这和希腊海运方便、人员往来较易、信息传播较快有关，也和当时使用的字母文字简单易学、城邦公民生活相对自由宽松有关。

因此，希西阿德的诗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希腊城邦体制自有其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特点。

一般而言，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再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

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远较其他文明为长，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的繁荣昌盛的高峰。

那么，希腊城邦体制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其公民政治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乃至建立起了奴隶制民主政治。

从军事民主制转变为阶级国家，最早的小国通常都有国王(由军事首领或宗教首领变为国王)。

希腊城邦亦不例外，各邦最早都有传说中的国王与王朝;另外还有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

但在发展过程中，王权却不象东方各国那样日益强大，反而逐渐衰微;绝大多数城邦终于废弃君主而实行共和;而后又限制贵族的权力，乃至在一些城邦中推翻贵族统治，建立了古代公民权利最发达的民主政治。

因此，城邦建立数百年后，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总结城邦公民政治说：“(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判，具有最高的权威。

”城邦公民政治的这个本质特征有助于希腊奴隶制经济形成以小规模的私有制为主和商品经济较发达的特点，更对希腊文化能取得优秀成就影响巨大。

海外殖民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便有海外殖民运动的开展，前述最早在叙利亚建商站的优卑亚岛，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又向西远航，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皮提库萨岛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其后不久又在此岛对面的意大利土地上建丘米城。

这些殖民活动已为近年的发掘证实。

从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开疆立国多取扬帆渡海之路，在地中海区域广泛开展殖民活动。

除了在东面因有东方各国存在仅于埃及、叙利亚建立少许商站外，他们在南面达到非洲利比亚至突尼斯沿岸，在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法国南部沿岸，在北面进入色雷斯，并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入普罗朋提斯海，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入黑海广大地区(包括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及高加索等地)，在这些比希腊本土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岸地带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

据统计，在此期间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包括殖民城邦又进行新殖民者)共有44个，在上述各地共建殖民城邦至少在139座以上。

用希腊人自己的比喻说，这些新邦为数众多地分布于地中海、黑海地区，犹如雨后池塘周围此呼彼应的青蛙一样。

这种海外殖民活动，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

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殖民侵略有别。

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

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母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

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

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且有“大希腊”之称。

海外殖民不仅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还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殖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是由于人口增加、耕地有限而到海外寻找土地，也有因土地兼并破产失地而到海外另谋生路;经济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商业发展谋求原料和开辟市场，它在早期不太明显，愈到后期便愈为重要。

也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遣送出国或安插于外者;在遇到严重灾荒时，也有殖民海外以求渡过难关者。

因此，总的说来，海外殖民是为了解决城邦内部的困难，但它是城邦有组织的活动，移民往往由母邦提供领袖、船只和所需各项生产资料，这样到殖民点后可较顺利地进行农工商业活动。

于是子邦和母邦、区和希腊本土之间展开频繁的经济往来，希腊的商业贸易受惠良多。

希腊本土可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及铜铁锡等原料，同时以本土所产工业品和油酒之类相互交换，双方皆获利而使希腊世界的奴隶制商品经济获得较充分的发展，这可说是海外殖民为希腊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

广泛密切的贸易联系还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世界向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更南通非洲，北出黑海，西及中欧西欧内陆，构成了一个海洋与大陆交错、东方与西方联结的前所未有的地中海最大贸易圈和经济圈，远远超过爱琴文明的规模。

这个更大的活动天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对希腊城邦的影响也是很积极的。

它有助于公民集体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巩固，而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壮大，也加强了平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

几乎和殖民运动同步发展的文化交流对希腊吸收东方文明成果大有促进，不仅使殖民兴盛的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史上有“东方化时期”之称，而且扩大了希腊人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他们探索到一条通过比较分析而获得智慧的科学之路。

早期僭主政治 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展，希腊城邦形成初期普遍存在的贵族专权的局面受到挑战，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渐趋激烈。

这时的贵族多靠古老的氏族关系而确立其特权，他们的主要工具是族部落议事会演变而来的贵族会议，凭此而掌握城邦的军政财权，公民大会形同虚设。

他们拥有众多奴隶和大片土地，还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剥削压迫以小农为主的平民群众。

当时债务奴隶盛行，负债和破产的公民往往沦为债奴，甚或被卖到国外。

由此可见，平民反对贵族压迫是城邦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何况殖民引起的经济发展还使少数经营工商业的平民致富而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一般不能参加贵族会议，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对贵族专权也很不满，故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接近平民而反对贵族。

但是，在当时具体条件下，这种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尚不能直接导致平民当政的民主政治，却使那些利用平民力量建立个人统治的僭主得到了机会。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本与君王同义，这时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的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头领。

他们把公民大会抛在一边，不经过公民选举而握有终身独裁之权，还可将僭主之位传于儿孙。

这些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政策，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

当然，僭主独裁终究与城邦公民政治的原则背道而驰，何况后代僭主多属骄奢残暴之徒，更遭人民唾弃，所以僭主统治皆不能持久。

但在它的早期阶段，僭主政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6世纪中期，是这类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之时，建立了僭主统治并使国力强盛的城邦有阿哥斯、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那克索斯和萨莫斯等等。

阿哥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660年)，他是王族后裔，夺得政权后立意重振阿哥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挥兵西进控制了奥林匹亚所在的依利斯地区，成为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668年)的幕后主持人，从而使阿哥斯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

但斐冬的活动主要是在军政方面把阿哥斯变成强国，尚未能多注意于经济。

得到斐冬支持的居普赛洛斯在科林斯建立的僭主统治，却有青胜于蓝的发展，使科林斯一跃而居希腊最大工商业城市之列。

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625年)据说与一直统治科林斯的氏族贵族巴其阿代家有亲缘关系，但他却自居为巴奇阿代的克星，当权后结束了这一贵族家族的统治，其首领被杀，许多人被放逐，所拥有的土地被没收分配于支持僭主的平民群众。

居普赛洛斯常以平民头领自诩，注意争取民心;同时扶持工商业的发展，先后组建三个殖民城市，为科林斯提供丰富的银铜矿产和优质木材，也为科林斯的工农业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他也大力资助奥林匹亚和德尔菲的神庙、神像的建造，热心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提高科林斯的国际声誉。

居普赛洛斯之子皮里安德当政时(公元前625~585年)，科林斯工商业达于极盛。

他做的一件大事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造拖运船舶专线，古称“曳道”(迪奥尔科斯)。

它长约6.5公里，石砌路面刻有凹槽专供拖车行驶，起着类似铁轨的作用，在科林斯地峡两边的船舶连同货物都可在这条平直宽的曳道上“陆地行舟”，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之间的通航。

有了这条曳道，东边的爱琴海便和西边的科林斯湾连接起来，为扼守其间的科林斯带来滚滚财源，大大促进科林斯工商业的繁荣。

这时科林斯已发展为希腊海运商业和陶器、纺织、金属加工与造船业的主要中心。

皮里安德也组建两个殖民城邦，一个在西边的爱奥尼亚海北岸，另一个在东边爱琴海的北端，这说明科林斯已从传统的面向西方转入东面的爱琴海甚至黑海。

皮里安德又设立地区法庭以取代贵族法庭，进一步打击贵族势力。

他还提倡文艺、延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

但僭主宫廷的豪华已引起人民不满，他死后由侄子继位，不到三年便被人民推翻，家族房舍全被夷为平地，连尸骨也被挖出抛弃，可见群众对僭主独裁仇恨之深。

其他城邦僭主的作为与结果也和科林斯大体相仿。

总的说来，早期僭主统治促族贵族衰微并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麦加拉建立僭主统治后，它的贵族诗人色奥格尼斯曾哀叹道：“城市依然如故，人却换了面目，换成旧时此辈，不知法为何物，身披破烂羊皮，野居宛如麋鹿，此辈今成高门，高门于今为庶!”倒是很生动地反映了僭主政治造成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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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为什么没啥存在感？

　　公元840年左右，统治黄河流域一带。

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势力退出陇右。

其后吐蕃国势日衰，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十国中疆土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天钓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攻陷长安，挟持迁都洛阳，后将唐昭宗杀害。

天钓二年(公元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投尸于河，史称。

后因朱温征讨淮河以南地区失利，所以于公元907年逼迫，唐亡!朱温自行称帝，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的开始。

　　公元923年，晋王(xù)称帝，国号仍然是十几年前的唐，是为唐庄宗，史称后唐。

同年唐军攻克开封，朱温之子自杀，后梁灭亡。

　　这个李存勖什么来历呢?　　他的的祖父叫朱邪赤心，曾因功被赐国，改名李国昌。

李存勖的父亲，割据河东，封为晋王。

　　现在李存勖建立唐国，就以后裔自居，延续唐朝国脉。

后唐兼有后梁、、等国国土，疆域比后梁大幅扩大。

　　公元936年，引契丹兵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石敬瑭是什么人呢?　　他是唐废帝李从珂的姐夫，他谋反的时候，为了胜利，向北方契丹求援，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许诺给契丹，而且每年进贡大批财物，毫无节操的称契丹为父国，也就是史上最有名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

国号晋，来源一是春秋时期的霸主晋国，二是兼并魏蜀吴的。

　　石敬瑭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用燕云十六州换来自己的统治地位，致使他身边的将领都非常不满，曾说：“以金帛赂之，称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过，许其土田更是大患。

”　　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他的养子即位，立即拨乱反正，不再向契丹称臣，也不再贡献岁币，此举引发契丹军连年南下。

　　公元946年，契丹军攻破汴梁，石重贵被俘虏到北方，后晋灭亡。

后晋如此轻易灭亡，与其说契丹军善战，不如说后晋军心涣散，此时后晋军阀割据，最大一股势力是太原王刘知远。

　　公元948年，刘知远在各地军民支持下，逐渐收复契丹所占领土，将后晋的领土统一，建立汉国，史称后汉。

刘知远，意思是希望继承建立的国脉。

　　公元951年，仅仅3年后，后汉大将在澶州(今河北濮阳)兵变，引大军返回开封，废刘知远之子，后汉隐帝，自己称帝，建立，是为。

周国的意思是延续的国脉，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长达八百年。

　　后周短短9年，却有3位皇帝，后周恭帝即位时只有7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周也必然会重蹈前面历史的覆辙，想取后周而代之的将领。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很熟悉了。

　　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最高长官)发动，迫使周恭帝让位，建立宋朝。

宋这个国号也有着显赫的发源，宋是后裔所建之诸侯国，之是也。

如果算上商朝，宋国的国脉延绵一千多年，赵匡胤选了一个好国号。

　　赵匡胤　　宋朝建立，五代十国就到此为止，为什么说五代十国到此为止了呢?因为宋灭亡了中原其他割据势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

　　赵匡胤和其弟，两人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大部分的统一工作。

但是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辽国手中，这是宋朝的心病。

后来北宋屡屡北伐，努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混乱，大将弑君夺权的情况时有发生，赵匡胤自己就是拥兵夺权，他吸取此前的教训，，取消多位帐下大将的兵权。

　　这一举措虽然结束了混乱的局势，稳定的宋朝的统治，但也给宋朝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宋朝虽然经济强盛，军力却始终上不去，一有大将冒尖，就遭朝廷无情打压，杨继业，等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