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三星堆宛如一颗神秘而璀璨的星辰，以其独特的文化风貌和众多未解之谜，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自1929年首次被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不断出土的文物，犹如一把把钥匙，试图打开古蜀文明那扇神秘的大门，然而，门后隐藏的诸多谜团，至今仍困扰着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

遗址起源：偶然发现揭开神秘面纱

三星堆遗址的故事，始于1929年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一个偶然发现。

当时，村民燕道诚在车水溉田时，意外挖出一坑精美的玉石器，这一发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

此后，三星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关注。

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先生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并发表了发掘报告。

然而，由于当时考古技术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直到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的出土，才真正让三星堆遗址震惊世界。

上千件珍贵文物，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重见天日，向世人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神秘。

年代之谜：分期争议背后的历史脉络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发现，提出了多种分期方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至第三期。

而曾担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的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经研讨后，又有学者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这种年代分期的争议，关涉到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

例如，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器物组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交流情况。

如果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晚期，那么这一时期的古蜀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农业定居和部落组织；

而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古蜀文明可能逐渐进入了青铜时代，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政治和宗教权力也更加集中。

器物坑性质：祭祀还是特殊事件埋藏

三星堆的8个器物坑，其性质至今尚未有定论。

在学术论著中，“祭祀坑”通常被打上引号，这表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他认为，虽然很多器物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却并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

陈显丹则依然认定这是“祭祀坑”，或者叫“祭祀的埋藏坑”。

他解释说，无论是金器、铜器还是象牙，这些都是珍贵的器物，只有在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事情时才会使用。

火烧这些珍贵器物，就是以器达之于天，也叫作燎祭；

而且坑的方向、形式一致，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

例如，2、3、4号坑都是先埋小件，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根据8号坑的发掘情况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发现8号坑内有较多可能与建筑物构造相关的遗迹，如3块表面平整的石板、大量较大体积的红烧土块、木头柱子以及较为集中分布的玉石戈等。

这些迹象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8号坑有可能就是祭祀的神庙遗迹被烧毁之后再整体填埋的。

文明消亡：变故背后的多种推测

如此发达繁盛的三星堆文明，为何会突然消失，这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学界有“洪水灾变说”“权力斗争说”“外敌入侵说”乃至“雷击说”等诸多推测。

王巍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和淤土，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

他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之后，其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原来三星堆的年代很宽泛，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而金沙遗址的年代与三星堆紧密衔接。

清华大学一团队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认为，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1099年的一场地震引发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导致河流改道，使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

文字缺失：文献不足征的困境

三星堆研究面临的极大困难之一，就是现存资料的接近空白和误读，以及尚未有新发现的、类似甲骨文等成系统的文字。

目前，三星堆遗址仅发现了少量不规则的符号，难以解读其确切含义。

而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是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记录的时段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涉及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

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华阳国志》能为揭开三星堆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

例如，对于“青铜纵目面具”的命名，就源于《华阳国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的记载。

然而，汪启明认为，“纵”字在文献中似乎没有“突起”之意，就算能理解为“突起”，“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不该是“目纵”，而是“瞳纵”。

他猜测，“其目纵”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蚕丛的眼睛也许并不是标准的横着，而是有点歪着，还可解释为“目光的延伸”。

这充分说明了文献解读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也凸显了文字资料对三星堆研究的重要性。

域外关联：文化交流的神秘线索

三星堆文物中还发现了一些与域外文明相似的图案和符号，引发了学者们对三星堆与域外文明交流的猜测。

例如，在三星堆文物中发现了与非洲、斯里兰卡、东南亚文物相似的图案和符号。

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与斯里兰卡佛教中的“菩提树”、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中的“菩提树”有关，菩提树在佛教中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

同时，三星堆文物中的蛇纹图案与斯里兰卡佛教中的“蛇王”、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品制作技术也有相似之处。

然而，这些相似之处目前还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巧合，或者是人类普遍的宗教和神话传统的体现。

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都为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星堆的未解之谜，如同一个个神秘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还原古蜀文明的真实面貌，让这颗璀璨的星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