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9年首次被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不断出土的文
【菜科解读】
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三星堆宛如一颗神秘而璀璨的星辰,以其独特的文化风貌和众多未解之谜,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自1929年首次被发现以来,三星堆遗址不断出土的文物,犹如一把把钥匙,试图打开古蜀文明那扇神秘的大门,然而,门后隐藏的诸多谜团,至今仍困扰着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们。
三星堆遗址的故事,始于1929年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一个偶然发现。
当时,村民燕道诚在车水溉田时,意外挖出一坑精美的玉石器,这一发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
此后,三星堆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关注。
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先生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并发表了发掘报告。
然而,由于当时考古技术和认知水平的限制,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直到1986年,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的出土,才真正让三星堆遗址震惊世界。
上千件珍贵文物,如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重见天日,向世人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与神秘。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发现,提出了多种分期方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曾提出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期为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代初期,第二期为二里头文化时代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第三期为殷墟文化时期第一期至第三期。
而曾担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副领队的陈显丹则提出了“四期说”,经研讨后,又有学者对原归为第四期的遗存进行细分,提出了“五期说”。
这种年代分期的争议,关涉到成都平原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社会面貌、族群构成等深层次问题。
例如,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器物组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交流情况。
如果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期属于龙山时代晚期,那么这一时期的古蜀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农业定居和部落组织;
而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和发展,古蜀文明可能逐渐进入了青铜时代,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政治和宗教权力也更加集中。
三星堆的8个器物坑,其性质至今尚未有定论。
在学术论著中,“祭祀坑”通常被打上引号,这表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孙华倾向于认为这些坑不是普通祭祀的埋藏,而是某一特殊事件的埋藏。
他认为,虽然很多器物属于宗教祭祀的像设和器具,但损坏并埋藏却并不一定是出于宗教祭祀的目的。
陈显丹则依然认定这是“祭祀坑”,或者叫“祭祀的埋藏坑”。
他解释说,无论是金器、铜器还是象牙,这些都是珍贵的器物,只有在祭祖、祭神或遇到其他重大事情时才会使用。
火烧这些珍贵器物,就是以器达之于天,也叫作燎祭;
而且坑的方向、形式一致,举行过一定的仪式,有顺序地把东西埋下去。
例如,2、3、4号坑都是先埋小件,然后是青铜器,最上面盖象牙。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根据8号坑的发掘情况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发现8号坑内有较多可能与建筑物构造相关的遗迹,如3块表面平整的石板、大量较大体积的红烧土块、木头柱子以及较为集中分布的玉石戈等。
这些迹象让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8号坑有可能就是祭祀的神庙遗迹被烧毁之后再整体填埋的。
如此发达繁盛的三星堆文明,为何会突然消失,这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学界有“洪水灾变说”“权力斗争说”“外敌入侵说”乃至“雷击说”等诸多推测。
王巍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和淤土,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
他个人认为,三星堆繁盛一个时期之后,其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原来三星堆的年代很宽泛,是距今3600年到3100年,而金沙遗址的年代与三星堆紧密衔接。
清华大学一团队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认为,引起三星堆文明消亡与金沙文明兴起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1099年的一场地震引发了山崩、滑坡,形成堰塞湖并导致河流改道,使流经三星堆的古岷江枯竭,而都江堰玉垒山出山口水量急剧增大。
三星堆研究面临的极大困难之一,就是现存资料的接近空白和误读,以及尚未有新发现的、类似甲骨文等成系统的文字。
目前,三星堆遗址仅发现了少量不规则的符号,难以解读其确切含义。
而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是全方面描写巴蜀历史地理的我国首部地方志,记录的时段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涉及大量古蜀时期的历史。
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认为,《华阳国志》能为揭开三星堆诸多谜题提供重要参考。

例如,对于“青铜纵目面具”的命名,就源于《华阳国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的记载。
然而,汪启明认为,“纵”字在文献中似乎没有“突起”之意,就算能理解为“突起”,“目”字应该是指整个眼睛,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不该是“目纵”,而是“瞳纵”。
他猜测,“其目纵”或许是相对于“横”来说,蚕丛的眼睛也许并不是标准的横着,而是有点歪着,还可解释为“目光的延伸”。
这充分说明了文献解读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也凸显了文字资料对三星堆研究的重要性。
三星堆文物中还发现了一些与域外文明相似的图案和符号,引发了学者们对三星堆与域外文明交流的猜测。
例如,在三星堆文物中发现了与非洲、斯里兰卡、东南亚文物相似的图案和符号。
有学者提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与斯里兰卡佛教中的“菩提树”、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中的“菩提树”有关,菩提树在佛教中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
同时,三星堆文物中的蛇纹图案与斯里兰卡佛教中的“蛇王”、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品制作技术也有相似之处。
然而,这些相似之处目前还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巧合,或者是人类普遍的宗教和神话传统的体现。
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都为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星堆的未解之谜,如同一个个神秘的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揭开三星堆的神秘面纱,还原古蜀文明的真实面貌,让这颗璀璨的星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视觉冲击力强,才具有大众传播性。
自上世纪初的100年来,神州大地上出土了大量的夏商周三代文物,类别、造型、功用各式各样,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
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面对浩如烟海的远古文物,最容易记住的一定是人的形象,最好是体量大、造型奇特的人,三星堆青铜类出土文物全部满足。
无论是现存最高、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还是玄奇诡谲的戴冠纵目面具,皆融神秘与奇特于一体。
即便是器物类,也有高达9米的青铜神树、巨大的青铜太阳形器和金灿灿的黄金面具。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的青铜大立人由人像和像座两部分组成。
立人像采用分段烧铸法嵌铸而成,两足足底有一卯凸与基座台面嵌铸结合,人像中空,出土时内存泥芯。
人像头戴筒形高冠,身穿窄袖及半臂式三层套装。
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
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
大立人的神秘姿态引发多方猜想。
高大的神树与之构成呼应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神树的传说,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树的复合型产物。
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出土了多株青铜神树,这次来的复制品是一号青铜神树。
它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
底座呈山形,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枝上有果实与立鸟。
向上生长的花朵上均有一立鸟。
树枝从中段分枝为一上一下的两果枝,果枝枝端开一花朵。
树间有龙,缘树而下。
树干上铸有镂空炯纹圆盘。
立鸟、青铜铃、青铜挂饰、金箔饰片等构成了神树上的装饰。
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缘此降世,巫师借此登天。
神树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神互通之思维观念的形象化写照。
古蜀文明深刻反映了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其青铜、金、玉等在资源、技术、风格等层面均受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化互动网络的影响。
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是集中呈现了三星堆—金沙文物的制作工艺,也可作为考古和科研界多年努力的成果展示。
这一主题主要分为陶器、玉器、青铜器、金器、彩绘等五个板块来介绍。
三星堆陶盉、高柄豆等典型陶器的器形最早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等区域出现,说明成都平原与上述地区存在文化交流。
由三星堆—金沙出土的玉石器造型、纹饰和功能可知,古蜀文化玉器与长江、黄河流域玉器也存在广泛联系。
类似的玉璋、玉戈、玉琮、玉璧在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西等地均有出土。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轮廓逐渐清晰,尤其是近几年的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新发掘,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从“满天星斗”到“重瓣花朵”的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
首先,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学者们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这个文明似乎与中原青铜器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文字,这使得追溯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变得困难。
有人甚至提出了外星来客的假说,认为三星堆可能与外星文明有关,这当然更增加了其神秘性。
其次,三星堆的消失同样是一个谜。
这个曾经繁荣了1500多年的文明,突然之间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明显的历史记载或线索。
人们对此提出了各种假设,如水患、战争或迁徙等,但都因缺乏确凿证据而无法确认。
最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充满了神秘色彩。
这些文物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与世界上其他著名文明如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特别是那些看似外星人的雕塑、太阳轮和金权杖等,都让人们对这个文明充满了想象和猜测。
综上所述,三星堆因其独特的文明特征、突然的消失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文物而成为了一个谜团,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探寻其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