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在之前,李世民是没有下定决心除掉和李元吉的,而秦王府的地位却岌岌可危,李渊有意的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不但调走了和,且令他们不得与秦王有任何联系。
李渊又借李元吉出征之即,调尉迟敬德入李元吉帐下听征,从文、武方面都对李世民进行限制和削弱,李渊的考虑当时是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他深知李世民对太子的威胁和对权力的觊觎。
而李世民从一开始是没有下定决心做出弑兄逼父的抉择的,玄武门之变前一天晚上还在犹豫是否去参加李元吉的出征仪式,当晚是尉迟敬德来到秦王府,对李世民呈明利害,让李世民痛下了杀兄决心。
其中尉迟敬德有句比较著名的话:秦王,你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起兵谋划,我和只有今晚就逃命去了。
李世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的地位、性命危机,他立刻招回房玄龄和杜如晦进行商量,谋划。
据说房、杜二人也是尉迟敬德拿刀“请来”的。
抛开尉迟敬德随秦王东征西讨、阵前救驾那些事不说,单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就立了奇功两件。
一是射杀李建成,太子派群龙无首,逐渐放弃抵抗,太子心腹如薛万均薛万彻之流最后都作。
二是海池劫驾,也就是囚禁李渊。
要知道,“玄武门之变”中,即使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整个长安城乃至天下都还是李渊说了算。
所以,杀太子、齐王只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是控制李渊――天下是李渊的天下,也就是说“玄武门之变”的最终目的是,而不是大哥和三弟――尉迟敬德武装入宫,向李渊汇报说太子、齐王谋反,已经被秦王诛杀。
李渊审时度势,迅速认栽。
并且尉迟敬德让李渊写下手敕,长安城所有部队归秦王节制。
玄武门――皇宫――长安城――天下,李世民迅速完成从权力中枢到整个大唐的实际控制。
史书中说李渊庸碌昏聩,浑浑噩噩,在政变中自动让权。
这都是胡说八道,其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李渊自己打出来的江山,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如果没有尉迟敬德的武力胁迫,他不会束手就擒并乖乖让出皇权的。
正因为尉迟敬德完成了“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一步拼图,才在后面的论功行赏中被记了首功。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