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相信看过古代剧的人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就是，称呼自己的时候，往往都会喊“朕”，“朕”需要什么、“朕”喜欢这个、“朕”杀了你，那么皇帝为什么自称为“朕”，“朕”的本义又是什么呢? 朕这个字成为皇帝的专属自称，要从秦始皇说起。

秦统一六国后，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称，历代称之为秦始皇。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主要是开创了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五德终始说，此举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所以，既然是君主专制制度，全国皆君主一人之产业、奴仆，那么君主也必须神化，以示和普通人不同，以达到愚化天下，奴役百姓的目的。

除了避讳、始皇帝三字另抬一行顶格书写之外，朕这个字的含义也从“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变成了皇帝的专属自称。

其含义是“天下皆朕，皇权独尊”，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朕即国家”。

在秦始皇之前，任何人都可以用朕这个字来指代自己，比如屈原在《离骚》中的一句诗：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这句里的朕就是“我”的意思。

而秦始皇为了让所有人都对他顶礼膜拜，自然要把他自己变得，用之前的孤、寡人这种旧称或者用我这种称呼不符合自己上天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地位，而朕这个自称不同于这几种第一人称代词，所以自然会获得秦始皇的青睐。

从此以后，朕这个字就成为皇帝的专用，其他人用这个字，那就是僭越，就是大逆不道。

所以，清政府选定国旗的时候，也以黄龙旗作为国旗，毕竟龙是皇帝专用，真龙天子嘛，而黄龙旗可以反应朕即国家这种君主专制理念，所以很自然，这面原属于海军旗的旗帜就成了清政府的国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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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 舶来的“瑞兽”

张宝鑫 “二月二”将至，在众多民俗活动中，舞狮是其中重要一项。

其实，狮子并非华夏土生土长的动物。

那么，它是何时来到中国，又怎么化身为民间瑞兽的呢？ 舞狮是“二月二”的传统风俗之一。

外来的“百兽之王” 狮子是大型猫科动物，为食肉性高等脊椎动物。

近年来，科学家根据其进化轨迹得出结论，狮子起源于约12.4万年前的非洲东部和南部。

在原产地的非洲和亚洲西部等地区，狮子的自然栖息环境为热带稀树草原、草地以及灌木和旱林。

狮子体形矫健、威猛，被称为西方动物世界的“百兽之王”。

在汉代以前，中国并没有“狮子”的称呼。

那时候的帝王苑囿中驯养了熊罴（音pí，棕熊）、虎、豹等猛兽和犀、象等大型动物，但并没有饲养狮子的相关文字记载。

成书于周代的《穆天子传》中讲述了周穆王驾八骏巡游西域的故事，其中有“狻猊野马，走五百里”的记载。

晋代郭璞注释说“狻猊，师子（狮子）”。

根据学界对《穆天子传》成书年限的一般认识，“狻猊”作为外来词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

汉代初年所作的《尔雅·释兽》中记载，有“狻猊，如虦（音zhàn）猫，食虎豹”。

从这些文字的描述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人所熟悉的虎、豹等原产动物之外，还存在一种特别的动物，这种动物有“食虎豹”的特性。

狻猊的称呼在汉代之前就已经流传，与天禄、辟邪和麒麟等都称为神兽。

汉代后，慢慢有人将“狻猊”这个称呼和狮子对等起来，但二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种动物，现在已经很难确定。

史书中首次出现师子（狮子）的记载是在《汉书·西域传》中。

书中介绍了西域各国的特产，其中乌弋“有桃拔、师子、犀牛”。

唐代张守节所著《正义》记载：汉书云“条枝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

这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对西域国家出产狮子的认识，也可以看出“师子”作为外来称呼至迟于汉代已经传入中原地区。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后，中国与西域各地交流逐渐频繁，西域和东南亚所产的各种珍禽异兽作为“殊方异物”开始引入中原大地，并出现在皇家苑囿中。

根据《汉书·西域传赞》记载，丝绸之路开辟后，“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东汉时期，狮子作为贡物进入中原地区。

《后汉书》中有历史上最早的贡狮记载：章和元年（公元87年），“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

月氏国遣使献扶拔（长颈鹿）、师子”。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献师子、大鸟”。

狮子进入中国后，大多被圈养在帝王苑囿中供欣赏。

东汉时期刘珍等人编纂的《东观汉记》中记载：“师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音ér，面颊上的胡须），尾端茸毛大如斗”，非常写实地描述了狮子的基本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人对狮子形象最早的清晰记载。

西晋胡人骑狮器 魏晋时代舞真狮 汉代时，受捕捉、饲养、长途运输狮子的条件所限，通过进贡而来的狮子数量并不多，能够见到狮子的人也非常少。

汉代以后，狮子的形象才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南朝梁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编撰的《玉篇》“犬部”中出现了“狮，猛兽也”的解释，因为狮子算是猛兽，所以在原来“师”字基础上加上“犭”。

《宋书·列传第三十六》记载了南朝宋名将宗悫（音què）用狮子模型击败象军的故事。

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南朝时期的宋讨伐林邑国。

林邑国用身披铠甲的武装象群作为军队冲锋陷阵，宋军难以抵挡。

如何破解象军实在是伤脑筋，后来主将宗悫突然想到，有人曾告诉他狮子能“威服百兽”，于是就制造了一批狮子模型，推到阵前与象军对峙。

果然，象军看到这些“狮子”后因受惊而崩溃，最终林邑军大败。

北魏人杨炫之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记载了北魏孝庄帝用虎、豹和熊来检验狮子的故事。

波斯使者到北魏朝贡途中遭遇坎坷，几年后才来到北魏都城。

这时要献上的狮子状态不是很好，又瘦又小。

孝庄帝见状有点儿怀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食虎豹的神兽狮子？他跟侍中李彧说：“我听说老虎见到狮子会害怕，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可以找来试试。

”果不其然，虎豹一看到狮子就都害怕地闭上眼睛，根本不敢抬头看狮子一眼。

看到这一幕，孝庄帝相信这个瘦弱的动物是狮子了。

魏晋时期，出现了最早关于舞狮的文字记载。

狮子传入中国后，进贡的狮子由专门的胡人来驯养，胡人有时会表演舞狮，那时的舞狮应是舞真狮，这从一些胡人骑狮或驯狮主题文物可以看出来。

比如西晋时期的胡人骑狮器、北朝时期的青釉胡人驯狮俑、北齐时期黄釉模印胡人双狮纹扁壶等。

北朝时期的青釉胡人驯狮俑（大同博物馆藏） 清代狮子成为“吉祥物” 由于狮子是猫科中唯一雌雄双态的动物，雄狮和雌狮在外观和形态上有明显区别，最为典型的特征是雄狮有鬃毛而雌狮没有。

中国狮文化形成初期的狮子形象都是雄狮。

随着西域狮子的不断入贡，人们对狮子的认识更加深化，雌雄对狮的形象多起来。

约从北齐时期开始，部分菩萨造像的狮子座不再是一对雄狮，而是一雌一雄的对狮。

后来对狮逐渐成为狮子造型的主流。

魏晋时期，狮子在人们的认知中也逐步演变成一种瑞兽，被赋予了镇宅守墓、驱邪御凶等诸多功能。

隋唐时期，随着中原地区与西域交流的频繁，狮子作为贡物不断进入皇家禁苑中。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康居国、波斯国、米国、吐火罗国等分别进贡过狮子。

唐太宗曾命虞世南作《狮子赋》，阎立本等画家曾画过狮子。

此时百姓接触真狮子的机会增多，狮子形象进入一个更加写实的阶段，留存至今的唐代陵墓狮、陶瓷狮等，都基本保留了狮子从西域运来时的真实形象。

宋代时，狮子的形象发生改变，明显的特征就是颈项上加了一条项饰，狮子形象从野性变为驯化，最终定型为挂着铃铛的雄狮和雌狮，以踩球和抱幼狮的形象作为狮文化的固定格式。

元、明、清三代，狮子继续作为贡物进入中国。

元代正史中记载的贡狮有四次，古人画的贡狮写真，现在能见到最早的就是元人画《贡獒图》。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明显将狮子和獒混淆了，把狮子当成了獒。

明代是西域贡狮进入中原地区的高峰期，郑和下西洋时从马六甲带回狮子等动物，狮子的传入又多了一条海路。

清代由于西域和中亚地区气候变化，狮子种群数量减少，自西域而来的贡狮也少了。

从狮子形象上来说，清代狮子形象更加温和、玲珑和多样化，成为广泛应用的吉祥物和吉祥纹饰。

清代《扬州画舫录》中记载狮子的形象模式为“狮子分头、脸、身、腿、牙、胯、绣带、铃铛、旋螺纹、滚凿绣珠、出凿崽子”，可以看出，铃铛、绣带、绣珠等，基本也是按照家犬的标配来装饰。

狮子造型多样，应用范围广，作为建筑装饰大量出现。

比如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汉白玉石狮、北京卢沟桥上的数百只大小石狮等。

至于鎏金铜狮，在明清之际为皇家建筑所专用，北京故宫太和门前、乾清门前，颐和园东宫门外、排云殿前，香山东宫门外，均置有金碧辉煌的大铜狮。

此外，狮子还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官服上，如二品武官补服上的形象就是狮子。

近些年，狮子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艺术设计中。

如北京798艺术区的咖啡馆里，设计师将传统狮纹解构成几何图案，印在马克杯上，成为承载时代特色的文创元素。

今天的狮子形象，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守护与祥瑞寓意。

元人画《贡獒图》是现存最早的狮子绘画形象，画家错把狮子当成了獒。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画《百子嬉春图》中有舞狮的情景。

（故宫博物院藏） 吉祥文化 展现中华武术的“舞狮” 自从来到中国，狮子形象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别具特色的中国狮文化。

在欢乐喜庆的中国节日里，人们喜欢看“百兽率舞”，而“舞龙”和“舞狮”是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形式。

舞狮又称狮舞、耍狮子，起源于中国，是一种集娱乐、武术、杂技、音乐、竞技等为一体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那么舞狮是怎么兴起的呢？ 隋唐时期流行狮子舞表演，具有很浓厚的异域色彩。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载：“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可见“五方狮子舞”已成为宫廷舞蹈表演的一种。

白居易《西凉伎》诗中也生动描述了当时狮子舞的场景：“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

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 宋代时，舞狮表演走进民间，苏汉臣所绘《百子嬉春图》中也有狮子舞的场景。

两个小孩子扮演狮子，旁边的小孩或牵着狮子或拿着小鼓追赶狮子，表现乐舞狮子的场景。

《元史·贺胜传》中记载，元世祖打猎归来，伶人披着彩绘毛皮扮成狮子，在路旁表演狮舞迎驾，不料为皇帝驾车的大象被这栩栩如生的“假狮子”惊吓，突然失控狂奔，幸亏随驾侍从贺胜奋不顾身地挡在大象前边，众人趁机割断牵拉大象的缰绳，才使元世祖脱险。

清代时，舞狮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南、北方各自的舞狮表演技术成熟。

独具特色的“南狮”流派在广东佛山、广州等地达到鼎盛，并与武术文化深度融合。

广东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经济繁荣，舞狮成为武馆、行会和举行节日庆典的重要表演，兼具娱乐和强身健体的功能。

有趣的是，舞狮还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

相传清代乾隆年间，广东佛山一带猛兽为患，当地人便用竹篾和彩布扎成狮子形状，配合锣鼓模仿猛兽起舞，以驱赶真实野兽。

后来，这种形式逐渐演变为“醒狮”，寓意“觉醒、奋进”，并在表演中融入武术招式，如“采青”（狮子采摘悬挂的“青”，象征吉祥）。

清代宫廷舞狮以“北狮”为主流，与南方民间的“醒狮”风格迥异。

北狮以写实为基础，造型酷似真狮，表演力求惟妙惟肖，较接近杂耍。

此外，引狮郎与狮子默契配合，也是北方舞狮的一个重要特征。

清乾隆时期，东坝北门村舞狮队奉旨进宫表演，因技艺超群，乾隆皇帝亲封为“金铃祖狮”。

近些年，舞狮已发展为正规体育项目。

如国际龙狮运动联合会定期举办赛事，规则标准化，动作难度大幅提升，展现惊险技巧的高桩舞狮成为主流。

舞狮作为中华文化符号走向全球，促进跨国文化交流。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

一城穿越夏商汉魏

冬日的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本报资料图片 张光辉 摄 □本报记者 刘洋 吉小平 夏商古都的建筑密码、商代宏伟的交通动脉、汉魏帝都的民生图景……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工作会上，一系列洛阳考古新发现集中亮相，完整串联起从夏商之交到汉魏隋唐的华夏文明演进脉络。

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宫殿区中部和宫东一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其中，首次在宫殿区排房建筑中发现了“墙槽埋础石”现象，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夏中晚期建筑技术的成熟，更明确了相关建筑的功能属性。

考古工作者还在宫东一区清理出近百处遗迹，成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序列，为深入研究该时期文化演进提供了关键实证。

二里头遗址东北部的古城村遗址也传来重大考古发现。

考古工作者初步确认，此前发现的壕沟系统在空间上对二里头遗址形成了“合围之势”，这些壕沟与墙基的年代与二里头都邑基本吻合，极有可能是都邑外侧的防御设施或界划标识。

这一发现，为研究二里头都邑的空间布局与防御体系提供了新视角。

而在偃师商城遗址，小城区域的城市骨架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已完成了目标区域的精准勘探，重点在于确认了小城的空间区划要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相关人员介绍，“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确认了小城中部的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其路土最宽处达到26米，这在当时是极其宏伟的交通动脉。

” 此次发掘还厘清了排水沟渠与古湖泊“鸿池”的关联，同时在道路上发现了清晰的车辙痕迹。

这些发现进一步确认了小城“三横两纵”的区划格局，深化了对商代城市空间规划的认知，也为遗址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撑。

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则更多聚焦于帝都的繁荣气象与民生细节。

考古工作者初步确认了宫城东掖门的位置与形制。

这是一处始建于魏晋时期的殿堂式门址，其规模略小于著名的阊阖门。

东掖门北侧和宫城东侧，有大量的魏晋时期地穴式仓窖，目前已确认11座。

这一发现明确了宫城内仓窖区的分布范围，为研究古代京都的供应保障系统提供了全新材料。

在白马寺北魏里坊遗址的发掘中，首次发现并确定了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坊门缺口，并在南北向居中道路上发现了密集的车辙，还意外揭开了金元时期白马寺建筑基址的面纱。

这组建筑群以包砖台基为主殿，其轴线竟与今天的白马寺山门——清凉台轴线完全重合，显示了白马寺千余年来建筑格局的延续性。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永伟表示，此次集中发布的洛阳考古新发现，覆盖时间长、遗址类型全，无论是对二里头宫殿区的精细化研究，还是对偃师商城小城布局的厘清，都标志着对早期国家都城空间规划的理解进入了新阶段。

“洛阳不是某一个朝代的都城样本，而是一部持续演进的城市史。

”林永伟说，“随着田野考古与多学科研究的深入，洛阳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中的地位将被更加清晰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