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来“草莓是农残最多的水果”这一说法甚嚣尘上,让不少人对草莓望而却步。
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
【菜科解读】
在水果的世界里,草莓以其娇艳的色泽、清甜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近年来“草莓是农残最多的水果”这一说法甚嚣尘上,让不少人对草莓望而却步。
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这一说法主要源于美国环境非营利环保机构环境工作组织(EWG)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
自2016年开始,草莓连续多年稳居其发布的“最脏果蔬榜单”榜首。
该组织给出的理由是,每个草莓平均可检测出的农残种类最多。
这一榜单一经发布,便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发了公众对草莓农残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担忧。
一时间,“草莓是最脏水果”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消费者对草莓的安全性产生了质疑。
草莓的种植历史悠久,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诗人就在诗中提及草莓,当时它还只是普通的观赏植物。
直到中世纪,草莓才从旷野进驻欧洲花园。
20世纪50年代,草莓开始作为经济作物大规模栽培。
而与此同时,法国化学家对有机磷的研究宣告成功,农药发展进入“高效”时代。
这对草莓种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草莓果实松软多汁、含糖量高,且生长过程中贴近地面,这使得它极易受害虫咬噬和物理损伤,进而成为微生物生长的温床。
为了防治病虫害、保证草莓的产量和品质,在产业化种植中,使用农药成为了常态。
在传统大棚栽培草莓的过程中,使用的农药多是高效低毒或是极易分解的。
因为草莓果实脆弱,为了不影响果实外形,农药大多在开花前期施用,而且农药喷施5 - 6天后,分解已经到了尾声,果实上的残留浓度极低。
虽然草莓被检测出的农残种类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农残超标。
蔬菜水果中的农残是否危害人体健康,是由含量决定的,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我国制定了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 - 2016),明确了每一种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只要草莓中的农残含量在国家标准限量范围内,通常很难对人体造成可观测的危害。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当地发布的草莓抽检结果显示,84批次草莓样品的安全合格率达到100%。
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也曾检测了经不同方式清洗后草莓中的农药残留含量,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等专业仪器检测了嘧霉胺、异菌脲等410种农药,结果显示农药检出率及检出值均处于较低水平,所有草莓样本中农药残留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我国对于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标准十分严格。
除了上述提到的国家标准外,还有多项相关标准对水果和蔬菜中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方法进行了规范,如《水果和蔬菜中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GB/T 20769—2008)、《水果和蔬菜中50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 质谱法》(GB 23200.8—2016)等。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也毫不逊色。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发布的报告,为各国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我国在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时,充分考虑了国情和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草莓不仅营养丰富,其维生素C含量远高于橙子(同等重量),同时还含有维生素A和维生素E等多种维生素,是减肥人士的福音水果。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和监管力度的加强,草莓因农药残留引起的质量安全问题有了较大的改观。
2022年农业农村部抽检数据显示,草莓农药残留合格率达98.2%,主要超标问题集中在个别小农户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
为了进一步降低草莓的农残,生物农药的发展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生物农药具有高效低毒、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与化学农药搭配使用,能有效降低化学农药用量,提升化学农药防效。

例如,中国临沂市草莓白粉病发生严重时,使用0.4%CE蛇床子素可溶液剂500倍 + 30%苯甲•醚菌酯1000倍处理后,草莓果实白粉脱落;
中国杭州建德市草莓基白粉病爆发,当地使用0.4%CE蛇床子素可溶液剂400倍 + 25%乙嘧酚750倍防治白粉病,施药2天后,叶面白粉脱落,用药后6天防效为80%,协同增效明显。
草莓并非农残最多的水果,“最脏水果”的说法是对草莓的一种误解。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草莓的农残问题,在正规渠道购买草莓,并采用正确的清洗方法,如先用流动的清水洗去草莓表面的部分病菌、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再用淡盐水或淘米水浸泡5分钟,最后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享受草莓带来的美味和营养了。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