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我建议在原有普惠性育儿补贴制度基础上，再出台一个补充性育儿补贴制度，瞄准中低收入家庭，减轻育儿压力，提振生育意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张翼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在部署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时提出：发挥育儿补贴和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张翼建议实施“补充性育儿补贴”。

他建议，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共同出资，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实施差异化补贴：低收入家庭的第一胎每月最高可领1100元，若生育二胎补贴将“加倍”叠加，使得该类家庭两个孩子的每月育儿补贴总额可达3000元，并持续发放至孩子6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张翼。

受访者供图

具体怎么补？

“补充性育儿补贴”的核心在于“多层支持”与“靶向发力”。

张翼说，补贴并非全民普惠，而是精准锁定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线的家庭。

具体而言，将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即将低于全国平均值二分之一的家庭确定为“低收入家庭”；

将相当于平均值的二分之一到平均值的家庭确定为“中低收入家庭”。

至于补贴标准，他举例说，对于生育第一胎的低收入家庭，中央、省级、市级和县级四级财政可以每级每月补贴200元，叠加后为800元，再加上国家原有的300元普惠性补贴，这类第一胎家庭每月可领取1100元。

对于中低收入家庭，如果四级财政每级每月补贴100元，则叠加后就能够达到400元，再加上普惠性补贴后，每月可领取700元。

因为每多一个孩子，家庭负担会加大，所以张翼建议对生育二胎的家庭给予加倍支持。

以低收入家庭为例，补充育儿补贴在原有800元基础上，二胎再增加800元补贴，叠加后二胎补贴达1600元，再加上原来的普惠性300元，则第二胎每月即可领取1900元。

这意味着，一个完成生育二胎的低收入家庭，每月可获得的育儿补贴总额（一胎1100元+二胎1900元）将达到3000元。

以此类推，中低收入家庭生育两个宝宝后就可以合计领取到1800元。

“育儿补贴看似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实际上可以即时转化为现实消费。

”张翼算了一笔“经济账”：一个新生儿的消费额不仅会超过四位老人的消费额，因为儿童的消费能够有效提升教育、婴童用品、住房改善、旅游等上下游的消费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于人，鼓励生育，能够更快速地提振内需、打通消费的堵点，拉动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制度配置。

”

人工智能时代还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吗？

有观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迭代以及产业升级的推进，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可能下降。

我们是否真的还需要维持如此规模的人口？

对此，张翼解释，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初衷是替代人不愿意从事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无趣的重复性劳动，是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

人工智能抑或具身机器人的劳动效率越高，就越易于创造高质量的服务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但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服务最终仍需由人来消费。

张翼相信这样一个判断：机器人越多，则人对人的服务价格会更昂贵，正如学生更希望老师讲课那样。

人是世间最宝贵的财富。

没有了人，不管是物的再生产，还是服务的再生产，都会失去意义。

人类开发机器人的目的是使其服务于人，而不是在地球上以硅基生命替代碳基生命。

张翼进一步分析，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归根结底依赖于那些具备科学思维、有创造力、踏实肯干的人才。

维持一定规模的人口基数，是孕育顶尖人才、保持社会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的前提。

“将来我们得靠一定规模的人口，来做‘人’该做的事。

机器人可以缩短我们的劳动时间，增加我们的休闲消费时间。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我们尽快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消费者社会。

人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在消费中建构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更有创新性的生产场景，以及把劳动与贡献作为第一需要的那种无私情怀。

人从繁重的劳动得以解放的过程，就是在更高水平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过程。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长会缩短，但生活质量却会提升。

我们必须以‘以人为中心’建构未来的社会生活图景。

”张翼说。

“直接发钱有效，但还需要其他支持”

在张翼看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发钱有效果，但还需要其他支持。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面落实生育休假制度，鼓励用人单位对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职工实行弹性工作制。

“实行弹性工作制有利于生育。

”张翼认为，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当下，远程协作能力的提升，使我们不用同时必须在同一空间完成某项工作，而可以既不同时、也不在同一空间即通过协作而完成某项工作。

“不在场协作”的工作模式能有效缓解育儿家庭的工作与生活冲突，为生育创造更宽松的时间条件。

针对住房问题，张翼建议，政府可利用当前商品房市场调整的契机，收购存量房源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向多孩家庭提供低租金住房支持。

“当房子不再被当作财富占有的符号，而回归居住本质，政府就应以保障性住房支持多孩家庭。

只有多方面发力，才能建构好生育友好型社会。

”

“家务劳动也是GDP”

一直以来，以育儿为核心的家务劳动被视为“无薪”付出，其社会价值未得到充分肯定。

如何让家庭育儿劳动被看见、被承认、被赋予价值？张翼认为，这是关乎生育的深层命题。

客观而言，培育好孩子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他呼吁，未来GDP的核算应探索将家务劳动纳入其中，“育儿劳动本身就是社会必要劳动，大家应该尊重这种劳动，赋予这种劳动以时代意义”。

张翼认为，“补充性育儿补贴”意义远超经济支持本身。

按月发放的津贴，实质上是国家对家庭育儿劳动的“制度性购买”——既是对育儿本身价值的认定，也是对抚育者因育儿而牺牲的职业发展、社会参与等“机会成本”的补偿。

“当家务劳动被纳入制度性认可范围，生育决策便不再是单纯的私人事务，而成为社会共同支持的事业。

”张翼认为，只有当“看不见的劳动”被赋予看得见的价值，生育友好型社会才算真正落地。

来源：澎湃新闻

大清朝最后的格格，2004年去世时，说出了溥仪不敢说的话

风水轮流转，哪怕是曾经辉煌的王朝，也不能避免最终的落幕。

中国的历史悠久且波澜壮阔，朝代更迭频繁，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命运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而溥仪，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无疑是最后一位继承皇位的皇帝。

他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无奈，从幼年时被迫登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位被夺，直至他成为日本的傀儡皇帝，最终被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最后的皇帝梦。

溥仪身后，唯一能与他共享这个皇族身份的，是他唯一的妹妹，韫欢——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

在清朝的政治结构中，有一个特别的职务——摄政王。

由于许多皇帝年幼，上一任皇帝为了保障自己的儿子能够稳坐龙椅，便选定心腹大臣设立了这个职位，摄政王的责任就是辅佐年幼的皇帝，保证江山稳固。

然而，摄政王们的履职状况并不理想。

顺治年间，多尔衮在顺治亲政后被罢免，而溥仪时期的摄政王——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亲手葬送了清朝的江山。

载沣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性格温和，鲜有争执，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与依赖。

慈禧将溥仪托付给载沣，希望他能稳固清朝的江山。

载沣虽然有溥仪这个儿子，但他的家庭并不单一，他还有其他六个孩子。

而韫欢是他最小的女儿，也是载沣晚年得来的宝贵女儿，因此他对韫欢尤为宠爱。

韫欢从出生那一刻起便享受着万千宠爱，她温婉随和，毫无格格的架子，身边的人无不对她赞不绝口，夸她脾气好，甚至连下人们也对她非常喜爱。

若非生逢乱世，这样一个文静且性格讨喜的女子，原本应该能嫁给一个体面的亲王。

然而，时局动荡，她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受到了莫大的波折。

溥仪被日本扶植成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韫欢虽免遭难，但因其身份特殊，作为溥仪的妹妹，她的处境依然十分尴尬。

然而，韫欢并未自甘堕落，反而表现出与她的身份背景截然不同的坚韧与勇气。

她没有被贵族家庭的沉重氛围所困，反而积极投身社会，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过得比许多普通人还要开朗。

新中国成立后，韫欢决心为新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改名金志坚，并成为了一名教师。

她与朋友李淑芬共同开办了坚志女子职业学校。

1950年，她正式加入了公办学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也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新社会建设的家庭成员。

在朋友李淑芬的介绍下，韫欢遇见了比她年长两岁的乔志宏。

虽然乔志宏出身贫寒，但他才华横溢，很快便打动了韫欢的心。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当韫欢将乔志宏介绍给父亲载沣时，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载沣虽然身为摄政王，背景显赫，但他始终坚守传统贵族的观念，认为乔志宏出身低微，根本配不上韫欢。

与载沣的其他六个姐妹不同，韫欢从小目睹了姐姐们的政治联姻悲剧，因此她从不希望自己也陷入那种无自由的生活。

她希望能够与平民自由恋爱，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经过她的坚持与耐心解释，载沣最终同意了她的婚事。

1950年2月12日，韫欢与乔志宏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她成为了姐妹中唯一与汉族平民结婚的人，其他姐妹则都是由父母安排的政治联姻，毫无选择的权利。

而韫欢，能够选择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幸福。

婚后的韫欢和乔志宏恩爱有加，并育有两儿一女。

尽管韫欢是溥仪的妹妹，但因溥仪早年生活在紫禁城，后又流亡天津与东北，两人几乎没有机会长时间相聚。

直到1960年，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韫欢才第一次叫出了大哥二字，与他及其他兄妹团聚。

那一刻，兄妹重逢，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

然而，命运对韫欢并不宽容。

1960年4月14日，韫欢的丈夫乔志宏因病去世，享年41岁。

丈夫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她一个人肩上，然而她并没有退缩，而是始终坚守岗位，始终以教师的身份为社会做贡献。

1979年，金志坚从中学副教导主任岗位上退休，结束了自己一生的教育事业。

她一直过着低调朴素的生活，喜欢阅读、养花，家中常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

2004年8月9日，金志坚在家中病逝。

在临终时，她依然不忘为家族和溥仪说出那句真心话：我们家族是国家的罪人，我愿意用微薄之力来弥补，能够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这句话，是她发自内心的告白，也是她对溥仪一直没能说出口的话的代为表达。

韫欢的一生，虽出身皇族，却与普通百姓有着深刻的联系。

作为一名教师，她的经历是清朝王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

她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用自己的方式融入新社会。

她的事迹让人感动，也让人钦佩——一位出身皇家的格格，能在社会的洪流中坚守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血统，而在于个人的品德与奉献。

俗语：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老祖宗为何这样说？有什么道理？

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曾经在古代社会里广为流传，但随着现代社会对封建迷信的否定，这类说法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今，除了个别偏远农村地区，很少有人会提起这句话。

然而，尽管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能够流传数百年，足见它在古人的心目中也曾拥有一定的信服力。

那么，这句俗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和逻辑呢？ 想要理解古人为何会产生这种偏见，首先必须明白生肖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性。

生肖文化的起源众说纷纭，考古学界提出了三种较为公认的说法：第一，十二生肖与星宿对应，古人为每个星宿配上了一种动物；

第二，生肖可能源自国外，最终被中华文化吸纳；

第三，是古人对动物的崇敬与敬畏，从而创造出十二生肖的神话。

第三种说法最被现代学者接受。

根据秦简的出土文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对十二生肖有着完整的记载。

与当时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文化系统完整且独立，星宿对应和国外传播的说法显得难以成立。

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明确记载了完整的十二生肖体系，与今天沿用的体系几乎一模一样。

十二生肖分别对应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十二生肖不仅仅是地支的象征，更深深融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古人相信，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和命运与生肖密切相关。

他们甚至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生肖体系，包括属相之间的相生相克、年份的气运变化，以及不同出生年份的人可能拥有的命运轨迹。

这足以说明生肖在古人心中的分量，也解释了为何各类与生肖相关的俗语能够长久流传。

回到男怕属鸡，女怕属羊，理解了生肖的由来及其对古人的重要性后，我们可以具体分析这句话的内涵。

男怕属鸡——在古代，中华社会以农业为主，长达数千年的重男轻女思想深入人心。

男性在家庭中地位重要，肩负着读书做官、参军征战或耕种田地的责任。

对于普通家庭的男性来说，务农是最普遍的生计，生产力低下，农活繁重。

每天清晨，伴随着公鸡的鸣叫，男丁们便起身下田，直至日落方归家。

在古人的生活中，鸡不仅仅是生肖中的一个符号，更是天然的时间标识。

无论春夏秋冬，鸡鸣即意味着劳动的开始。

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使鸡渐渐成为繁忙与劳累的象征。

于是，凡是鸡年出生的男子，古人便认为一生必将辛劳奔波，即便年老，也难享天伦之乐，一生的勤苦似乎注定与富贵无缘。

女怕属羊——与男怕属鸡的动物象征不同，这主要源于谐音与封建阴阳观念。

古代社会极端封建迷信，阴阳理论被用来解释自然与人生。

生肖中的羊，谐音阳，被认为带有较重的阳气，而古代女子以阴为象征，阴阳失衡便被视为不吉利。

《麻衣神相》中最早提到属羊的女性多有不检点之嫌，甚至伴随克夫之兆。

历史上，清朝的慈禧皇后就是属羊的女性。

或许是巧合，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早逝，慈禧执掌朝政期间，清朝国势衰败，列强侵扰不断。

民间将这些历史事件与生肖联系起来，更加深信属羊女性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幸，于是女怕属羊之说便流传开来。

总的来说，无论男怕属鸡还是女怕属羊，都是古代封建社会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无论属什么生肖，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命运，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非出生年份的生肖符号。

例如属鸡的男性，通过奋斗完全可以获得成功，如葛优、赵本山、小沈阳等名人；

属羊的女性也不会因为属相克夫，章子怡、高圆圆等属羊女性都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事业。

古人的封建迷信在现代看来虽显愚昧，但背后体现的智慧与文化积淀不可否认。

古人总结出的俗语，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承载着生活哲理；

而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这种迷信观念，则应被批判和摒弃。

中华民族的智慧，正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得以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