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一语出自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

故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而不乏”。

这句话的本义为，万物的生存发展各自有着具体特性，百事的出现也都有着具体根据，却都知晓保存自己生存的本源、根本才是关键。

正因如此，才能够探究、穷尽无穷无尽的事物，观照万物而不会感到晕眩，响应万物的号召而不会感到困倦。

其能如此的根本就在于“守其根”。

《说文解字·木部》云：“根，木株也。

从木，艮声。

”“根”的本义是植物长在地下的部分。

在古文中，“根”所指代的就是那些被砍掉树干的木橛子，在现代汉语中，“根”就指树根。

“本”在古汉语中之义即为树木的根，《说文解字》指出：“木下曰本。

”《国语·晋语一》中也说：“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

”“根”“本”古今合义，出现了“根本”一词。

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次出现这种“根本”的表述。

《广雅·释诂一》中的“根，始也”，《韩非子·解老》中的“根者，书之所谓柢也”，《后汉书·宋弘传》中的“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陈亮《与彭子寿祭酒》中有“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这些语句的出现充分证明着“守其根”的重要性，无论万物产生何种变化，都要复归其根、守住根本，如此才是实现长久发展的核心。

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浮沉中之所以能够始终屹立不倒、焕发生机，其核心就在于能够“守其根”。

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贯穿中华伦理的发展中，不仅是处世之本，也是为人之根。

守其根就要守“仁”。

“仁”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仁”本身是指果仁，正是果仁赋予了植物生机，促使其不断成长。

与此相应，“仁”在人类道德规范中的基本含义也就是一种生机，这种生机于人自身来说，能够使其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孟子·尽心下》就说，“仁者，人也”。

将这种生机推扩至人类社会之间，就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一种各方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状态。

进一步将这种生机推至自然之间，就会出现“鸟兽昆虫莫不爱”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这样的“仁爱”之心指导下，生态关怀方能实现。

守其根就要守“义”。

先贤认为“义”也就是行为的合宜，代表着行为的适当性。

守“义”要求去利就义，能够在巨大的现实诱惑面前保持初心，个人要保持心中之“义气”。

在一定程度上，功利主义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容易打破道德规范，产生纷争。

历史上的多数战争，正是对欲望的不断追逐才使得民不聊生，而一个讲道义的国家虽然不使用武器，但也会使得民心归顺。

于周庄王十三年、鲁庄公十年、齐桓公二年发生的长勺之战就充分说明了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

该战兴起原因就在于，齐桓公自恃国家强大，为发泄过去的嫌怨、不顾他人劝阻进而发起对鲁国的报复，齐桓公意图通过此战一举征服鲁国，但以失败收场。

守其根就要守“礼”。

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包括礼乐文明。

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将之推广为礼乐教化，以此作为维护社会人伦和谐之基。

礼的本质是天地运行的秩序，是万物发展应有的规则。

礼本来是一种祈福的原始宗教仪式，后经周公“制礼作乐”的改造，成为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

《仪礼》中就记载了周初包括婚礼、相见礼、乡射礼和丧礼在内的十七项礼仪，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项行为都作出了规范。

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能够节制自身的行为，明白行为的是非，懂得尊敬和谦让。

最后能够通过守礼、知礼，达到社会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的愿望正是通过守礼的原则达到的，在遵循社会秩序基础上达到的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家庭到社会进而至于国家，都建立在“礼”的原则基础上。

中国注重长幼有序、处事有规、以正为本、不败人伦，与人相交特别注重以礼相待，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弘扬公平、公正、和谐，致力于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

守其根就要守“智”。

智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所不知之人，其人明是非、辨正邪，智也是实现仁、义的重要手段。

孔子将“智”与“仁、勇”并列为在任何时代都要通达不变的品格，他认为“知者不惑”，也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被外物所迷惑的。

智并不仅仅是指智慧和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帮助人类在面对变化时始终明确何种行为正确、何种行为错误，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然而真正的大智慧产生于忧患之中，“然后知生于忧患”。

“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些史实都表明，忧患的境遇比安逸之时更易启示人的智慧。

守其根就要守“信”。

《说文解字》云：“信，诚也。

从人，从言。

会意。

古文从言省。

讣，古文信。

”信，即为诚实不欺，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

信包括两重含义：一为“诚”，即诚实，要求言必信，侧重于德；

二为“信”，即落实到具体行为之上时要守信用，行必果，侧重于行。

商鞅立木为信一事，对于推进其变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尾生的“桥下之盟”也为后世留下佳话；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季布正是因其诚信得到了汉王朝的重用；

曾参杀猪教子等典故都言明了诚信的重要性。

诚信具有规范伦理秩序、实现人生价值、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要求，也是国与国之间联系的纽带。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时代的发展总是以不同的姿态出现，但其发展的本质却始终离不开天地的秩序，这种秩序通过“仁义礼智信”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循着这种秩序就能通达天地，进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乔清举），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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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最后的格格，2004年去世时，说出了溥仪不敢说的话

风水轮流转，哪怕是曾经辉煌的王朝，也不能避免最终的落幕。

中国的历史悠久且波澜壮阔，朝代更迭频繁，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命运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而溥仪，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无疑是最后一位继承皇位的皇帝。

他的一生，充满了屈辱与无奈，从幼年时被迫登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位被夺，直至他成为日本的傀儡皇帝，最终被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最后的皇帝梦。

溥仪身后，唯一能与他共享这个皇族身份的，是他唯一的妹妹，韫欢——最后一位正统的格格。

在清朝的政治结构中，有一个特别的职务——摄政王。

由于许多皇帝年幼，上一任皇帝为了保障自己的儿子能够稳坐龙椅，便选定心腹大臣设立了这个职位，摄政王的责任就是辅佐年幼的皇帝，保证江山稳固。

然而，摄政王们的履职状况并不理想。

顺治年间，多尔衮在顺治亲政后被罢免，而溥仪时期的摄政王——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亲手葬送了清朝的江山。

载沣是个温文尔雅的人，性格温和，鲜有争执，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与依赖。

慈禧将溥仪托付给载沣，希望他能稳固清朝的江山。

载沣虽然有溥仪这个儿子，但他的家庭并不单一，他还有其他六个孩子。

而韫欢是他最小的女儿，也是载沣晚年得来的宝贵女儿，因此他对韫欢尤为宠爱。

韫欢从出生那一刻起便享受着万千宠爱，她温婉随和，毫无格格的架子，身边的人无不对她赞不绝口，夸她脾气好，甚至连下人们也对她非常喜爱。

若非生逢乱世，这样一个文静且性格讨喜的女子，原本应该能嫁给一个体面的亲王。

然而，时局动荡，她的生活轨迹也因此受到了莫大的波折。

溥仪被日本扶植成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后，韫欢虽免遭难，但因其身份特殊，作为溥仪的妹妹，她的处境依然十分尴尬。

然而，韫欢并未自甘堕落，反而表现出与她的身份背景截然不同的坚韧与勇气。

她没有被贵族家庭的沉重氛围所困，反而积极投身社会，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过得比许多普通人还要开朗。

新中国成立后，韫欢决心为新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改名金志坚，并成为了一名教师。

她与朋友李淑芬共同开办了坚志女子职业学校。

1950年，她正式加入了公办学校，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也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个参与新社会建设的家庭成员。

在朋友李淑芬的介绍下，韫欢遇见了比她年长两岁的乔志宏。

虽然乔志宏出身贫寒，但他才华横溢，很快便打动了韫欢的心。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当韫欢将乔志宏介绍给父亲载沣时，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载沣虽然身为摄政王，背景显赫，但他始终坚守传统贵族的观念，认为乔志宏出身低微，根本配不上韫欢。

与载沣的其他六个姐妹不同，韫欢从小目睹了姐姐们的政治联姻悲剧，因此她从不希望自己也陷入那种无自由的生活。

她希望能够与平民自由恋爱，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经过她的坚持与耐心解释，载沣最终同意了她的婚事。

1950年2月12日，韫欢与乔志宏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她成为了姐妹中唯一与汉族平民结婚的人，其他姐妹则都是由父母安排的政治联姻，毫无选择的权利。

而韫欢，能够选择自己所爱的人结婚，这对她来说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幸福。

婚后的韫欢和乔志宏恩爱有加，并育有两儿一女。

尽管韫欢是溥仪的妹妹，但因溥仪早年生活在紫禁城，后又流亡天津与东北，两人几乎没有机会长时间相聚。

直到1960年，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韫欢才第一次叫出了大哥二字，与他及其他兄妹团聚。

那一刻，兄妹重逢，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

然而，命运对韫欢并不宽容。

1960年4月14日，韫欢的丈夫乔志宏因病去世，享年41岁。

丈夫去世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她一个人肩上，然而她并没有退缩，而是始终坚守岗位，始终以教师的身份为社会做贡献。

1979年，金志坚从中学副教导主任岗位上退休，结束了自己一生的教育事业。

她一直过着低调朴素的生活，喜欢阅读、养花，家中常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

2004年8月9日，金志坚在家中病逝。

在临终时，她依然不忘为家族和溥仪说出那句真心话：我们家族是国家的罪人，我愿意用微薄之力来弥补，能够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这句话，是她发自内心的告白，也是她对溥仪一直没能说出口的话的代为表达。

韫欢的一生，虽出身皇族，却与普通百姓有着深刻的联系。

作为一名教师，她的经历是清朝王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

她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用自己的方式融入新社会。

她的事迹让人感动，也让人钦佩——一位出身皇家的格格，能在社会的洪流中坚守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尊贵，不在于血统，而在于个人的品德与奉献。

俗语：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老祖宗为何这样说？有什么道理？

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曾经在古代社会里广为流传，但随着现代社会对封建迷信的否定，这类说法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今，除了个别偏远农村地区，很少有人会提起这句话。

然而，尽管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能够流传数百年，足见它在古人的心目中也曾拥有一定的信服力。

那么，这句俗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和逻辑呢？ 想要理解古人为何会产生这种偏见，首先必须明白生肖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性。

生肖文化的起源众说纷纭，考古学界提出了三种较为公认的说法：第一，十二生肖与星宿对应，古人为每个星宿配上了一种动物；

第二，生肖可能源自国外，最终被中华文化吸纳；

第三，是古人对动物的崇敬与敬畏，从而创造出十二生肖的神话。

第三种说法最被现代学者接受。

根据秦简的出土文献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经对十二生肖有着完整的记载。

与当时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文化系统完整且独立，星宿对应和国外传播的说法显得难以成立。

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明确记载了完整的十二生肖体系，与今天沿用的体系几乎一模一样。

十二生肖分别对应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十二生肖不仅仅是地支的象征，更深深融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古人相信，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和命运与生肖密切相关。

他们甚至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生肖体系，包括属相之间的相生相克、年份的气运变化，以及不同出生年份的人可能拥有的命运轨迹。

这足以说明生肖在古人心中的分量，也解释了为何各类与生肖相关的俗语能够长久流传。

回到男怕属鸡，女怕属羊，理解了生肖的由来及其对古人的重要性后，我们可以具体分析这句话的内涵。

男怕属鸡——在古代，中华社会以农业为主，长达数千年的重男轻女思想深入人心。

男性在家庭中地位重要，肩负着读书做官、参军征战或耕种田地的责任。

对于普通家庭的男性来说，务农是最普遍的生计，生产力低下，农活繁重。

每天清晨，伴随着公鸡的鸣叫，男丁们便起身下田，直至日落方归家。

在古人的生活中，鸡不仅仅是生肖中的一个符号，更是天然的时间标识。

无论春夏秋冬，鸡鸣即意味着劳动的开始。

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使鸡渐渐成为繁忙与劳累的象征。

于是，凡是鸡年出生的男子，古人便认为一生必将辛劳奔波，即便年老，也难享天伦之乐，一生的勤苦似乎注定与富贵无缘。

女怕属羊——与男怕属鸡的动物象征不同，这主要源于谐音与封建阴阳观念。

古代社会极端封建迷信，阴阳理论被用来解释自然与人生。

生肖中的羊，谐音阳，被认为带有较重的阳气，而古代女子以阴为象征，阴阳失衡便被视为不吉利。

《麻衣神相》中最早提到属羊的女性多有不检点之嫌，甚至伴随克夫之兆。

历史上，清朝的慈禧皇后就是属羊的女性。

或许是巧合，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早逝，慈禧执掌朝政期间，清朝国势衰败，列强侵扰不断。

民间将这些历史事件与生肖联系起来，更加深信属羊女性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幸，于是女怕属羊之说便流传开来。

总的来说，无论男怕属鸡还是女怕属羊，都是古代封建社会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无论属什么生肖，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命运，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非出生年份的生肖符号。

例如属鸡的男性，通过奋斗完全可以获得成功，如葛优、赵本山、小沈阳等名人；

属羊的女性也不会因为属相克夫，章子怡、高圆圆等属羊女性都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事业。

古人的封建迷信在现代看来虽显愚昧，但背后体现的智慧与文化积淀不可否认。

古人总结出的俗语，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承载着生活哲理；

而男怕属鸡，女怕属羊这种迷信观念，则应被批判和摒弃。

中华民族的智慧，正是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得以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