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轻度水火烫伤，下列几种简单疗法可供选用：

１、用中药粉敷伤面取虎杖根、地榆、大黄等量，研成细粉用麻油调敷。

也可用枯矾１５克、花椒３０克，炒至黄褐色时研成细末，再加冰片３克混匀，用麻油调涂伤面。

２、用鸡蛋黄油涂擦伤面鸡蛋黄油的制法是：将熟蛋黄放在锅内炒，至蛋黄油渗出时用铲压挤取油。

如技术熟练，火候适当，一个鸡蛋黄可出油５～８毫升。

３、开水或蒸汽烫伤应尽快将患部浸入凉水中，或用自来水流水冲洗，以促使局部散热，防止起水泡。

４、小面积火烫伤可先进行伤面消毒，再用干净棉签蘸清洁生蜂蜜，均匀涂于伤面，烫伤初期每日涂３～４次，形成焦痂进行清洗消毒，再涂蜂蜜。

烫伤部位如疼痛剧烈，可在蜂蜜中加少许冰片，以减轻疼痛。

伤口如未感染，一般涂蜂蜜３天，伤面即可形成透明痂皮，１周后焦痂会自行脱落，伤面康复。

在治疗过程中，如伤口周围组织脱水，用生理盐水纱布湿敷即可。

苏轼对孟子“性善”论的驳斥

”在这里，“天命”也就是天道，天道本自然而行，无所谓“命”，但因人也在天道之中，故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则对人来说仿佛有所授命，而此授命于人的就是所谓“性”，“性”的实现也就是“道”的体现。

从宇宙论方面说，不仅仅是人，凡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在天道中，都是禀有“天命”之“性”的；

但道学最终要解决的是关于人的问题，所以自韩愈以来，道学家所讨论的“性”概念，主要是指人“性”而言。

由于“性”本来就是指天道之所赋予人者，所以说“性”的内容及其实现就是“道”，是不需要论证的，“道在人为性”，是北宋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

如果认为“道”是“善”的，那么“性”也就是“善”的；

如果说“道”是不涉善恶的自然之“道”，那么，“性”也就是非善非恶的自然之“性”。

然而，若谓解决了“道”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人“性”的问题，却大谬不然。

因为关于“道”“性”之间的这种循环论证，远未真正涉及人的问题。

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旦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来考察人“性”，问题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把人所受命于天道者称为“性”，只是一步纯抽象的演绎。

人的身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性”孤独地存在，存在的是各种具体的生命表现：理智、情感、欲望等，所谓“情”。

既然把人的天然禀赋叫做“性”，那么，就可以预设：一个人把他的“情”绝对真率无忌地发露出来，不受任何限制纠绊，就是“性”的实现、“道”的流行了。

然而，人“情”的绝对真率无忌的自然发露，这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要在此中体会什么“率性之谓道”，那就只好苦笑了。

所以，要对“天命”与“性”的内容加以限制，如《孟子·尽心下》所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详其语意，似是承认“性”有着自然本能的一面，但我们讲“性”时却只要取其道德自觉的一面；

承认“命”的实际内容是一种外来的制约，但我们讲“命”时要关注它与道德自觉之“性”的统一性。

这样一来，把“性命”作为礼教之根据的理论目标是达到了，但人为地限制“命”与“性”的内容，于道理上不无纰漏，故苏轼提出反驳： 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谓”、“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

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得也，而君子强之。

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 他说孟子的话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对人们也没有说服力。

按上引的孟子一段文字，大概只有等程朱理学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后，才解释得通，即将食色等本能的来源归诸“气质”，而令“天命”得以为纯粹的“善”之理。

究其立说之要，无非要把人的自然禀赋中不合于礼教的东西论证为非本质的，从而确立“性本善”的论点。

但在苏轼看来，仁义和食色皆从“性”出，“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而“其实”就是如此。

其为善为恶，是由社会性的标准来判断的，并非“性”本身的自然属性，故不能说“性”本身是善的或恶的。

他并不反对从人“性”的深处为仁义寻求根据，但同时承认食色亦出于人“性”之必然。

这样，他关于“性”的学说就与“性善”论对立起来。

“性善”论的首倡者是孟子，苏轼《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亦主要是驳斥“性善”论。

苏辙少年时代所作《孟子解》，对此有更集中的论述： 孟子道性善，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信有是四端矣。

然而有恻隐之心而已乎？盖亦有忍人之心矣。

有羞恶之心而已乎？盖亦有无耻之心矣。

有辞让之心而已乎？盖亦有争夺之心矣。

有是非之心而已乎？盖亦有蔽惑之心矣。

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

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

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

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

是八者未知其孰为主也，均出于性而已。

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

今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

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

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恶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谓之水火，能上能焚者为非水火，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哉！ 我们研究苏轼这样一个思维敏捷、文字又极富跳跃性的思想家，得有苏辙的文字以备印证，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他的表述是那样平淡造理，解读上最无困难，不致误会其意。

这里正面反驳孟子“性善”论的最核心的论据，即“四端”之说，而指出人心也固有相反的“四端”，既如此，则“性”本不可以善恶论的。

水、火之喻也很能说明问题，善是一种价值，对于人而言的，并非自然属性。

可见，否定“性善”的根据，是出于对“善”的先验性的否定。

摘录于《苏轼评传》第二章 / 王水照 朱刚 《苏轼评传·修订珍藏版》 王水照、朱刚 著 购买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一流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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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桀燕时如何建立又是如何灭亡的？

虽然割据一方，但刘仁恭父子实际上都不是合格的帝王，在自己地盘刚刚稳定下来之后，便开始骄傲自满、骄奢淫逸，弄的怨声载道。

历经父子两代，在刘守光悍然称帝之后，桀燕随即便被晋王所灭。

刘仁恭割据一方，并无称帝空间　　刘仁恭原本是卢龙节度使李可举麾下将领，后来在景福二年(893年)，卢龙节度使李匡威被其弟弟李匡筹驱逐，导致刘仁恭手下士兵已过论调日期而无法返回，于是士兵们便推举刘仁恭为领袖，回师攻取幽州，但去而被李匡筹所击败，于是转而投奔。

乾宁元年(894年)在刘仁恭的游说之下，李克用逐攻陷幽州，并于次年表奏朝廷以刘仁恭为卢龙留后，随后不久刘仁恭便被任命为卢龙节度使。

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打算攻打镇国节度使韩建，援救被挟持的，因而向刘仁恭征兵，结果被拒，于是怒而引兵攻之，结果遭遇大败，刘仁恭逐趁机摆脱河东控制，开始了割据一方的岁月。

乾宁五年(898年)刘仁恭率军打败义昌节度使卢严威，吞并义昌，并以长子刘守文为义昌节度使。

此后由于在光化二年(899年)的南征中被击败，刘仁恭实力大损，就此周璇于李克用和朱全忠之间。

天钓三年(906年)朱全忠在经过一系列扩张之后，开始对卢龙大举发动进攻。

由于此时华北地区仅剩下了河东李克用和卢龙刘仁恭，因此李克用不计前嫌，对刘仁恭进行了救援。

而刘仁恭此时，却因可以称霸一方而志得意满，不再由进取之心，反而在大安山修筑宫殿，开始骄奢淫逸起来。

后来，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因与刘仁恭的爱妾通奸，被刘仁恭断绝父子关系。

天钓四年(907年)宣武将领李思安攻取幽州，刘仁恭却依旧在大安山享乐，刘守光于是从城外率军击败李思安，随即自称卢龙节度使，随后将身在大安山刘仁恭抓获并囚禁。

　　刘仁恭之所以没有称帝，一方面源于当时还处于唐末时期，天下还有，此时称帝无异于公然谋反。

另一方面当时天下形势极为复杂，各地节度使虽然纷纷割据一方，但此时如果谁敢称帝，毫无疑问将成为众矢之的，反而给了他人扩张的一个借口，就像时期的一样。

刘仁恭虽然后期有所昏聩，但毕竟不是傻子，想必这个利害关系还是明白的。

　　刘守光在囚禁了自己父亲刘仁恭，并自立为卢龙节度使之后，驻守沧州的刘守文大为恼火，立即起兵讨伐刘守光，结果屡遭战败，无奈之下只得向契丹和吐谷浑求援，得到四万援兵之后，刘守文这才打败刘守光。

　　眼看就要胜利了，结果刘守文自己作死，他竟然跑到阵前，挥泪大喊“不要杀我弟弟”。

结果被刘守光手下大将元行钦瞅准时机，纵马出镇便将刘守文给生擒活捉了，结局可想而知，刘守文的大军就此灰飞烟灭，被刘守光打的大败。

　　此后，刘守光以刘守文为质，开始向义昌进兵，沧州守将孙鹤奉刘守文之子刘延祚为主公，拼死坚守沧州，奈何城中存粮不足，眼看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境地，刘延祚只得投降。

得到沧州之后，刘守光便立即处死了刘守文。

而刘守光则随后被太祖朱全忠封为燕王，接下来的刘守光与其父刘仁恭并无二致，眼看周边局势稳定，于是便开始荒淫无度和暴虐无比起来。

后梁开平五年(911年)刘守光不顾麾下将士、臣子的规劝，悍然称帝，国号大燕，定都幽州，改元应天。

　　刘守光刚刚称帝不久，晋王李存勖便发兵讨伐，与镇州和北平国夹击幽州。

刘守光孤立无援之下，只得乞降。

结果等到李存勖亲自到来，刘守光又在李小喜的规劝下犹豫了起来，而李小喜却于当晚便投降了。

次日，李存勖下令攻城，幽州逐被攻破，刘仁恭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全部被抓，桀燕就此灭亡。

刘守光虽然逃出了城，但不久后便被抓获，最后刘仁恭父子全部被李存勖处死。

　　在称帝这件事上，刘守光显然没有刘仁恭谨慎，其称帝颇有些不自量力，朱全忠的势力如此之大，其称帝尚且遭到大量节度使抵抗和讨伐，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卢龙节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