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氏族简介 母系氏族的特征是什么样的
【菜科解读】
特征 母系氏族婚姻系基本特征为：始终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
婚姻形式在早期是群婚。
由于实行外婚制，夫妻分居在各自的母系氏族中，婚姻生活采取丈夫走访妻子的形式，子女从母居，属母族，世系和财产继承从母系计。
到了母系氏族繁荣期，由于对偶婚的出现和逐步巩固，丈夫迁到妻方氏族从妻居。
(也有很多国外学者认为，没有确切考古证据表明群婚制度在50万年前~3万年前一直广泛存在，子随母姓只是一种可能，但不表明可以得出群婚的推论，此点不严谨)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虽然母系氏族的建立并不能说明新人比其前人的进化方式有了质的发展，但是比起类人猿更随机、更简单的原始群来说，组织化程度更复杂和更稳定，人类有了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
形成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远古社会由原始人群阶段进入母系氏族社会。
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陕西大荔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广东曲江马坝人、贵州桐梓人、湖北长阳人、北京周口店新洞人，以及辽宁喀左鸽子洞等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山西朔县峙峪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辽宁建平人、广西柳江人，以及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文化遗存。
山顶洞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中有骨针，装饰品有钻孔的小石珠、砾石和青鱼上眼骨等，这说明山顶洞人开始掌握了钻孔技术，因而很可能使用了比前人进步的石制工具。
山顶洞人除在居住地区附近采集和渔猎外，活动范围又有所扩大。
他们获取的食物中有海蚶，这说明山顶洞人的足迹已达渤海湾一带，与大自然的斗争能力有所提高。
原始人群阶段过渡为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推动下完成的。
血缘内婚制族外婚制的转化是社会性质变革的关键因素。
原始人的血缘家族，经过几代繁衍之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引起食物来源匮乏，生活受到影响，因而必然分裂出新的血缘家族。
新的血缘家族依然施行内部的血缘婚。
内婚制虽然能保持原始人群的相对稳定，但婚配的男女之间血缘关系太近，致使繁育的后代易患先天性疾病，或体质不良，智力低下，与自然界抗衡的能力因而减弱。
诚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内婚制在人类历上延续的时间甚长，这正是原始人群阶段生产力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内婚制对人类进化的危害极大，其严重后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血缘家族的分裂，不断产生新的血缘家族。
这些血缘家族之间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血缘家族的男女之间也难免发生婚配现象。
人们逐渐发现，各血缘家族之间男女通婚所生子女，无论在体能和智力上多优于同一血缘家族男女婚配所生子女。
人们终于觉悟到，婚配男女的血缘关系越远，生育的子女越强健。
由于传统观念强大的影响，内婚制向族外婚的转变是十分缓慢的。
开始，只排除血缘最近的同胞兄弟姊妹间的婚配，以后又排除血缘较近的旁系兄弟姊妹间的婚配。
最后，血缘家族内的男女，不论是否同辈皆禁止婚配。
这样，一个内部不能婚配的血缘亲属集团——氏族便产生了。
族外婚，就是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和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姊妹之间的交互群婚。
男子外婚到另一氏族，死后埋在本氏族的公共墓地里。
这种婚姻关系虽然还不稳固，但毕竟使氏族明显有别于过去的血缘家族。
在这种群婚的形态下，子女仍然是只能确认生母而不能确认生父，氏族成员的世系也只能根据母系的血统来决定。
同一始母下的若干后代，便形成为一个氏族。
母系血统是维系氏族存在的纽带。
氏族扩大之后，再分离开来，另建立新氏族。
彼此通婚的氏族则组成部落。
古代的风俗中仍残留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族外群婚痕迹。
这种群婚多是以野合形式进行的。
《周礼·地官司徒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贵州通志》卷七：“花苗每岁孟春，会男女于野，谓之跳月。
择平壤地为月场，鲜花艳装男吹芦笙，女振响铃，旋跃歌舞，谑浪终日，暮挈所私以归，比晓乃散。
” 的“歌圩”、的“赶表”、的“放寮”、仫老族的“走坡”、的“”、的“行歌坐月”等等，存留了古老的群婚制和外婚制的遗风①。
“歌圩”是文献记载的称谓，壮语则称为“窝坡”、“埠坡”、“埠峒”等。
每逢圩日，青年男女，身着盛装，女子以甲村为一个单位，男子以乙村为另一个单位，用唱歌的方式寻找对象。
当某对男女唱得之时，便离开集体，私下幽会，盟誓终身。
岳和声在《后骖鸾录》中，谈及年间柳州城外的“搭歌”时，曾说：“遥望松下，搭歌成群。
数十人一聚。
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
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
又必使女先而男后。
其答亦相当，则男女相挽而去，遁走山隘中相合，或信宿，或浃旬，而后各归其家，取牛酒财物，满志而后为之室。
不则宁异时再行搭歌耳”。
“歌圩”实际上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婚配的场所。
在农闲时，甲寨男青年同乙寨女青年，白天唱歌，夜晚在乙寨附近燃火集体过夜。
有时甲寨青年男女与乙寨青年男女混合一堂，甲寨男人对乙寨女人，乙寨男人对甲寨女人集体过夜②。
广东某些，在旧历至正月初二的三天中，凡是成年男女，无论已婚与否，均可“在山峒间，山岗树林底下……互相酬唱民歌，自朝至暮，唱至情投意合，互相依偎发生性关系”①。
群婚在华夏民族也曾盛行。
春秋时期，上至天子后妃，下至庶民百姓，仍保留群婚之遗风。
据《月令·仲春之月》记载：“仲春通淫”之时，人们停止工作，纷纷前往大牢祠祭祀求子之神“高禖”，天子、后妃也须参加。
入夜，男女皆寝于庙后。
以上例证充分反映，族外群婚制曾普遍存在，使我们得以窥知母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婚配形态。
这种婚配的特点是，以集体方式进行，没有一定的场所，多在野外结合，亦无固定的配偶，年龄和辈份的限制也不严格。
但是氏族成员之间的婚配则是严格禁止的。
族外婚是人类婚姻关系史上的重大进步，较之内婚制下的同辈婚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自然界万物的演化规律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实行族外婚的氏族，其成员的智商高，体质强，整体实力明显优于依然实行内婚制的血缘家族。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无可置辨的主导作用。
母系氏族社会的初期，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
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的资源，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严峻的环境。
氏族是人类向自然界谋求生存的依靠。
人类的生产活动——采集、狩猎和捕鱼依然必须集体进行，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抵御野兽、饥饿和疾病的威胁。
他们还没有私有财产观念，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是氏族的宗旨。
母系氏族社会里，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区别的简单的不稳定分工。
青壮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
妇女则从事采集果实，看守住所，加工食物，缝制衣服，管理杂务，养护老幼等公益劳动。
因为当时的采集经济比渔猎经济收获稳定，成为氏族成员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是维系氏族生活的基本保证。
妇女在生育上的特殊作用，以及氏族成员的世系均按母系计算，更使妇女在氏族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居于主导的地位。
中国古代关于氏炼石补天，积灰止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受人尊敬的妇女领袖带领先民对自然界进行斗争的情景，歌颂了妇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揭示了母系氏族社会初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山顶洞人过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
他们居住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东北部，海拔170米的一个天然山洞里，因而被称为山顶洞人。
洞长约12米，宽约8米，面积为90多平方米，可容数十人生活。
洞里自然分成“上室”和“下室”。
上室在洞口处，是他们的公共居室。
下室在洞的深处，是他们的公共墓室。
山顶洞人的成员都是平等的，遵守共同的习俗。
他们生前互相保护，死后也埋葬在一起。
山顶洞的下室里，埋葬着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
他们的尸骨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有燧石石器和穿孔兽牙等装饰品。
对于去世的老年人，尤其是妇女，将其生前使用的装饰品随葬，反映氏族成员对妇女及老年人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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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堡之战简介 多瑙河难民危机和背景是什么样的
入境的西哥特人不堪罗马官吏的压榨和暴行，于376年掀起大暴动，得到当地下层人民的支持，给罗马当局以沉重打击。
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率领的罗马四万大军在亚德里亚堡与弗里迪盖伦领导下的西哥特人展开决战，结果被其打得大败，瓦伦斯皇帝战死。
此后西哥特人转战意大利，继续打击并进一步动摇着罗马帝国的统治。
背景 公元378年6月12日，罗马皇帝瓦伦斯与自己精锐的帝国野战军驻扎在亚德里亚堡南部。
此时正值夏初，整片军营都是充满了燥热的空气。
他们正等待着罗马帝国的另一位皇帝格拉提安率帝国西部的援军赶来，一同击败两年前越过多瑙河后便一直在巴尔干半岛犹如饿狼般四处劫掠的哥特人。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格拉提安正火速赶来的时候突接莱茵河防线告急的消息，竟把支持巴尔干的援军派回了莱茵河。
他更想不到的是，亚德里亚堡这个地方，即将成为他与帝国士兵的坟场。
这个当时西方世界最大帝国的皇帝将和他的大部分将士一起，葬身此地。
多瑙河难民危机 在亚德里亚堡战役前两年的公元376年，位于罗马帝国边境的多瑙河地区，突然出现了一大批难民。
这些难民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北方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哥特人。
他们因为匈人攻击他们在黑海沿岸的居住地，被迫带着家小财产背井离乡，逃往更西边。
据罗马史学家阿米安记载，这些难民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其中能披挂上阵的战士有两万众。
这些哥特人仓皇逃生的画面被阿米安描绘得十分生动： 消息传遍各哥特部落，迄今为止都尚未听说的一支突然出现，有如高山上袭来的暴雪，，所到之处或被占领，或被摧毁。
这些可怜的哥特人希望得到罗马帝国的庇护，在帝国内部寻求一片。
对罗马帝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未曾见过的请求。
早在公元1世纪尼禄统治时期，帝国就曾经将10万移民从多瑙河北岸迁至色雷斯。
公元300年时，罗马皇帝也将大批迁入帝国境内的达契亚人安置在匈牙利至黑海沿线。
所以当哥特人请求迁入帝国境内时，很多人都欣喜若狂。
官员们称赞皇帝瓦伦斯有福气，因为大批移民不仅意味着大批适合招纳入伍的蛮族战士会增强帝国的军事实力，还意味着从蛮族那得来的税收将充实罗马的国库。
一个万国来朝的盛世似乎指日可待。
史料没告诉我们瓦伦斯对哥特人的这个请求如何答复。
但我们知道哥特人的一支，瑟文吉部落在376年越过了多瑙河。
他们越过多瑙河的时间恰好是多瑙河防御空虚的时间，当时巴尔干半岛的兵力都因为帝国东部波斯人的军事威胁而被抽调走了。
这么一来，哥特人在巴尔干就如入无人之境，这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威胁。
皇帝瓦伦斯不得不与瑟文吉部落谈判，放宽了移民的条款，不再是由皇帝选择他们的安置地，而是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定居点。
但由于罗马帝国未给这群新移民提供足够的粮食，饥饿的瑟文吉人开始了暴动。
当地的罗马指挥官只能先抽调多瑙河上另一支哥特部落——格鲁森尼人，去越过多瑙河来应付瑟文吉人。
同时还搞了一次刺杀瑟文吉人首领的。
结果斩首计划失败，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的战争正式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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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三公是哪位？郑国开国后的三代君王简介
郑氏三公像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南檀山、郑上路与310国道交会处的三角地带。
郑桓公 郑桓公，名友，王同母弟。
公元前806年，郑桓公被封于棫林(今陕西)，国号郑，西周最后一个封国。
周宣王死，继位。
周幽王昏庸无能，整天围着一个叫(sì)的"冷美人"转，为博褒姒一笑，他竟点燃了只有战争时才用的信号--烽火。
各诸侯国见烽火燃起，纷纷前来勤王救驾，走到一看，原来是幽王为博美人一笑而搞的，诸侯们心里自然很不高兴。
周幽王即位的第八年，幽王任命郑桓公为王朝司徒(三公之一，管理地籍与户籍)。
郑桓公为幽王这一昏君服务，伴君如伴虎。
加之王室已渐衰败，郑桓公开始为自己着想了。
于是，他向太史伯请教"何所可以逃死"，太史伯为郑桓公分析了天下形势:各大封国，不是王的亲属，就是王的亲戚，还有各大功臣都有自己的封地，并且都已建国数百年了，，你想在他肘腋下去找地盘，那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东方河、济、颍、洛之间有一块土地，那里有十个国家，其中的虢国和郐(kuài)国两个国家最大，而虢国的国君总以为自己是周文王弟、周武王叔父姬仲的后人，血脉纯正，所以"虢君恃势"。
处在群山之中，易守难攻，虽不是之国，因为所处地理的关系，所以"郐君恃险"。
这两个国君都"贪而好利，百姓不附"。
而你在朝中任司徒，有很多善政，虢国和郐国的人民都知道，他们非常爱戴你。
如果你备上礼物去向虢、郐二君行贿，态度谦卑，，请借一块土地暂时安顿家人，他们是会借给你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是朝中重臣，你还有用，他们有事还求助于你，从这方面说，他们不敢不给你办。
如果这样，"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
国室危急，如果国家有变，虢、郐二国必然骚动，到那时你可"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虢、郐灭亡以后，其它八个小国自然臣服。
按照这一战略方针，郑桓公马上行动，很快将孥(家人、财物和奴隶)转移到东方。
虢、郐之君自然不会将郑桓公的家人安置在自己的国都，当然也不敢将王朝司徒这个大官的家人撂在荒天野地，正好虢、郐之间有一个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城池属于虢国的地盘，虢君就借给了郑桓公。
郑桓公便把家人安置此城，即今荥阳东南二十里的京襄城。
郑桓公要扩大地盘，首先瞄准郐国。
郐国是妘(yún)姓之国，非姬姓之国，先灭郐国，诸侯和周王室不会有所震动。
加之桓公寄孥时，郐国好像不曾提供方便，郑桓公想给他点颜色看看。
但是，郐国毕竟经营了几百年，又处在群山之中，硬攻肯定不行，更何况郑国并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一举将郐国搞定。
经过密谋，郑桓公想到了一个高招:他派出情报人员搜集郐国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的材料，将他们的姓名写在造假的盟书上，并且写上将郐国消灭后，郐国良田分给他们的分配方案和将授给这些人的官职。
趁着夜色，郑桓公派人将这些"盟书"偷偷埋在距郐国都城很近能让人看到的地方，洒上鸡血，扔些鸡毛，造成曾在此结盟的样子。
第二天，有人将此情况报告了郐国国君，郐君立即下令开挖，果然挖出了"盟书"。
郐君阅罢大怒，按图索骥，将这些"里通外国"、"吃里扒外"的人统统抓获，不问，全部杀死。
可怜郐国这些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到死还蒙在鼓里，不明不白就被他们拥戴的主子给收拾了。
郑桓公离间郐国君臣、借刀杀人获得圆满成功。
郐国无良臣猛将，郑桓公"遂取之"，实际掌握了郐国政权。
郑桓公寄孥东方，需要大批粮食以解决吃饭问题，荥泽、圃田泽周边有许多滩涂和大片荒地，这些滩涂土质肥沃，易于开发，且当年即会有好收成。
于是，郑桓公带领家人、奴隶和被他解放来到郑国的殷商遗民，"庸次比耦(ǒu)，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郑武公 郑桓公刚安顿好家人，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之乱"爆发。
因幽为博褒姒一笑""失去信任，烽火传至诸侯国，诸侯仍以为幽王在开玩笑，迟不发兵。
当确信这次真的是"狼来了"的时候，幽王已被杀死，国都镐京被夷为平地。
即位的将原之地交于管理，自己则在诸侯保护下东迁洛邑。
此为东周之开始。
犬戎之乱中，郑桓公战死。
桓公子掘突(即郑武公)草草将父掩埋于华山脚下，便保护平王东迁。
掘突袭父爵，继父职，仍为东周王室司徒。
郑国原在棫林封地被周平王指给了秦襄公，郑国有国而无地盘，虽然东方有"寄孥之地"，但毕竟是借人家的土地，而大批臣民还留在原郑国的封地。
人是最宝贵的，怎样才能将这些臣民转移到东方呢?周王室东迁，一要有人保护，二要搬移王室的重器，因为重器是国家的象征。
王室东迁，已由出兵护送，郑武公抓住时机，主动承担了搬移王室重器的任务。
于是，郑武公紧急发动在郑国故地臣民，兴师动众，将周王室的钟鼎礼器运往东周。
虽然路途坎坷遥远，费尽，但一路有军队保护，安全地到达了雒(洛)邑。
交接完毕，大批郑国臣民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寄孥地京城，成了东方郑国的基本臣民。
因为郑国有国而无地盘，且郑桓公是勤王而死，郑武公佐平王东迁有功，平许郑武公在畿内(国都附近地区)之地重建郑国。
郑武公便以京城为最初的国都，建立了东方郑国。
据《》的记载，郐国已被郑桓公所取，至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复占其城邑，郐国彻底灭亡。
时隔一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虢国。
公元前765年，郑武公将国都由京城南迁于溱洧(今新密境内)。
周围的鄢(一作邬)、蔽(敝)、补、丹、依、、历、华八个小国，也都臣服于郑。
至此，郑国已据有了原东方十国的地盘。
郑武公继承父志，占有东方十国后，带领臣民开垦滩涂，扩大疆域，增加收入。
这一时期，东至开封，北至新乡(均在黄河南岸)，均已纳入郑国版图。
疆域扩大，实力增强，国家安定，郑国成为东方强国。
郑庄公 公元前744年，郑武公病逝，其子寤生即位，即郑庄公。
庄公袭父职，担任周王室司徒。
郑庄公继承祖、父之志，励精图治，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初霸诸侯，得专征伐。
郑国发展壮大，各诸侯国惶惶不安，周王室也感到危机，认为郑国靠近王朝，为腋下之患。
于是，想用虢公忌父取代郑庄公在王朝的卿士地位，削弱庄公权力。
郑庄公闻听此事，十分恼火，因为先祖郑桓公勤王而死，先父郑武公处处尊王，郑国没有对不起周王室的地方，周天子怎么能，忘恩负义!于是，郑庄公据理力争，周桓王自知理屈，信誓旦旦说"无之"。
郑庄公不依不饶，结果，周王室与郑国互换人质，以作保证，此即"周郑交质"。
周天子与郑国交换人质事件，使周王朝地位一落千丈。
周郑交质事件，增加了周桓王对郑庄公的不满。
周桓王不断削弱郑庄公权力，郑庄公针锋相对，派手下取王室温地之麦，收王室眼皮底下的秋庄稼，向周王室施压，周郑关系进一步紧张，此即"周郑交恶"。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除郑庄公王朝职务，亲率诸侯联军伐郑，此为"周郑交兵"。
此战，郑国，周桓王被郑国的祝聃射中肩膀，威风扫地。
入夜，郑庄公派人"慰问"桓王，诉说郑国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射中王肩，纯属偶然。
郑庄公软硬兼施，政治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挥洒自如。
庄公母，素不喜庄公，而喜庄公弟叔段。
武公在世时，武姜曾请武公将段立为太子，武公没有同意。
郑庄公初即位，其母武姜为段请求封地，初请制，庄公不许。
第二年，武姜又为段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京城乃桓公、武公的旧都，虽然被迫放弃，也是国之重镇，派弟弟去镇守，也是得其人选。
段在京城，深得京人爱戴，《》中《叔于田》、《大叔于田》就是产生于此时民歌。
《叔于田》述叔段"洵(xún)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表现了段的善良、英武以及人们对他的敬重。
《大叔于田》记载的是庄公到京视察，段亲下围场与虎搏斗，"袒裼(xī)暴虎，献于公所"(活捉猛虎，向国君哥献礼)。
与虎搏斗的狩猎活动是一种军事演习，段擒虎以献，当国君的哥哥自然高兴，在赞赏弟弟武艺高强的同时，告诫弟弟"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同‘汝‘)"。
意思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干了，防止老虎伤害你。
这是一幅多么逼真而和谐的兄友弟恭图啊!但是，人的私欲是无穷的，段在其母武姜协助下把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土地归为己有，复"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缮治城郭，收集粮草，整修装备和武器，编组步兵和战车，将要袭击郑国)，他准备推翻兄长取而代之。
公元前722年，段将攻郑，武姜为内应。
郑庄公得到情报，命子封率军攻取京城。
段大败，出奔鄢，又奔共。
兄弟手足，顿成寇仇。
京城大叔出奔共成了共叔段，其母武姜亲自导演的弟弑兄政变未能成功，。
而庄公对亲生母亲的甚感恼恨和失望，说出了"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气话。
封建社会讲究孝道，母不慈子亦应孝，况庄公为一国之君，纵然母亲有千错万错，为子者亦应恪尽孝道。
时间既久，庄公感到自己话说得有点绝了，但身为国君，，无台阶可下。
大臣颍考叔建议开挖隧道，及于泉水，权当黄泉，请母子相见。
于是，母子相见于隧中，"其乐也融融"了。
今京城内有阴司涧沟，传为庄公母子相见处。
郑伯克段后，京城有三百余年未见史籍记载。
至郑公十五年(公元前408)，伐郑取雍丘(杞县)后，才有"郑城京"记及京城。
此次"城京"(维修京之城池)，显然是因为战争需要，因韩军已取雍丘，距国都新郑(郑国初都于荥，迁于密，再迁于新郑)已经很近，国都受到威胁。
况新郑之东、南无险可守，防御南来、东来之敌，国都新郑实无京城的地理位置优越。
"城京"后33年，郑为韩灭。
这33年，京城应该是第二次当了郑国的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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