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南京必去的十大景点：钟山风景名胜区、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雨花台风景名胜区、南京博物院、阅江楼、南京海底世界、珍珠泉、先锋书店、南京大牌档、南京民国建筑群。

1、钟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简称钟山风景区，是中国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文明风景名胜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

2、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位于南京城南，指的是以夫子庙建筑为中心，秦淮河为纽带，东起东水关淮青桥秦淮水亭，越过文德桥，直到中华门城堡延伸至西水关的内秦淮河地带。

3、雨花台风景名胜区

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公里处，面积为153.7公顷，绿地覆盖率达90％以上，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首批AAAA级旅游区、全国风景名胜区先进集体、全国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单位。

4、南京博物院

坐落于南京市紫金山南麓、中山门内北侧，占地70000余平方米，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被评为“全国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先进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

5、阅江楼

“一江奔海万千里，两记呼楼六百年”，这副绝妙的对联，是南京阅江楼六百年风雨沧桑的真实写照，登上阅江楼，放眼远眺，但见浩瀚的大江滚滚东去，一览无余。

6、南京海底世界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陵梅花山旁，是融科普教育、观赏娱乐为一体的大型海洋生物展示工程，由中国与新加坡合作建设，引进澳大利亚先进技术。

7、珍珠泉

珍珠泉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定山西南麓以西，自古便是金陵“江北第一游观之所”，其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是南京主要的地热资源之一。

8、先锋书店

目前在南京有多家店，是南京的人文地标，推荐去先锋书店第一家店，位于鼓楼区广州路173号，书店位于地下车库，装修很有感觉，书店也售卖旅游明信片，南京特色等周边产品。

9、南京大牌档

南京大牌档是一家饭店，目前是南京的招牌美食老字号了，价格非常亲民，味道也很好，服务员都是穿着古装，用古代称号招呼客人，很有特色。

10、南京民国建筑群

南京颐和路公馆区，是中国最著名的民国建筑群，百年的民国建筑配上百年的梧桐树，特别有感觉，公馆区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以宁海路广场环岛为中心，放射形宁海路、颐和路、牯岭路、莫干路、江苏路、北京西路。

全网都在说苏宁落幕，但真相刚好相反

但这段时间，无相君和苏宁的相关人士交流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所谓的“南京中院一纸判决……苏宁系38家公司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张近东个人资产清零”消息多有不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发布所谓的《债务重组执行完毕公告》，苏宁电器集团重整案正在按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执行中。

很多自媒体为博流量，引用AI编造的信息，以讹传讹。

其次，张近东的债务问题，其实并没有影响到苏宁当下的业务进展，而且有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的张近东其实还以“管理人”的角色，继续为苏宁业务发展负责。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法律上的概念：破产管理。

什么意思呢？ 很多关注财经新闻的朋友会常常听到一些新闻：某某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那么，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这个公司是不是就完了呢？ 不是。

“破产保护”这个词，来自于西方，美国有专门的《破产法案》，其目的不是说把公司资产卖一卖，还钱之后就注销。

而是对企业进行合理的评估，在认定这个企业还有价值，还有转危为安的可能性的情况下，避免冻结企业的账户和资金，给企业腾出空间和精力，来进行重组和自救。

为什么西方国家有这样的规定？ 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市场经济体意识到：过度惩罚债务人并不利于经济发展。

所以早在1705年，英国就引入债务免责制度，让一些因不幸情况而破产的商人有再起东山的可能。

而到了19世纪前后，主流现代国家几乎都颁布了相关破产保护的法案。

很多现在知名的全球企业，都曾申请过破产重组，比如美国的通用，法国的施耐德，日本的日立、富士胶片。

2023年7月，中国颁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就特地强调了这一点： “要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对陷入财务困境但仍具有发展前景和挽救价值的企业积极适用破产重整、和解程序。

” 而现在的苏宁，就处于这个阶段：尽管背负不少历史债务，但盘子还在，经营还在。

重整后，资产被拆分为“持续运营资产”和“快速变现资产”，前者归入新苏宁集团，将负责持续运营线下商体等优质资产，以租金、分红等方式“造血”还债；

后者装入南京众城公司，需在2年内完成出售，否则强制拍卖。

也就是说接下来，苏宁还有寻求“生机”的操作空间。

02 那么，现在张近东在苏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据悉，张近东及其家族已经将全部个人资产注入重整信托。

简单点说，就是他把自己在苏宁的股权，名下的所有房、车、资产拿出来，都放进了一个叫“苏宁债务重整专项信托”的大池子里，用来还债。

这就和贾跃亭跑到美国后说“下周回国”有着本质区别。

但张近东此时在苏宁的身份，不再是老板的身份，而是以“破产管理人”的身份，说白了就是“高级打工人”。

在新成立的“新苏宁集团”9人董事会里，张近东有5个提名权；

在负责卖资产的“南京众城公司”9人董事会里，他也有4个提名权。

听起来还有权力，但别急，他的头上还有个“信托受益人大会”，里面全是债主代表。

张近东想干啥——招人、花钱、卖楼、找投资，都得这帮债主点头。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疑惑，都把自己搞成负债人了，怎么还让张近东管苏宁呢？ 这其实是一个商业惯例，也是法律惯例。

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只有企业的创始人或大股东最了解这家公司，相比于从外面雇来的“职业管理人”，要更熟悉内部的情况，商业决策的落地也会更有效。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苏宁的债主，借给了苏宁10个亿。

现在苏宁要破产了，你有两个选择： A.把公司清算变卖，你能拿回3500万（3.5%的清偿率）。

B. 让张近东继续干，说不定他能把公司盘活，未来你能拿回更多。

你会怎么选呢？大部分投资人都会选B。

因为选A铁定血亏，选B还有一线希望。

现在中信金融资产和东方资产这两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就联手给了苏宁80亿的“共益债”。

什么叫共益债？就是专门借给破产企业，让它能继续运营的钱。

这笔钱有优先偿还权，比普通债主先拿钱。

他们为什么愿意借？ 因为算过账：如果苏宁直接死了，它们之前借给苏宁的钱也收不回来。

不如再借点，让苏宁活过来，说不定能收回更多。

张近东虽然投资决策失误，但毕竟零售行业干了三十多年，苏宁也拥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供应商关系，这个张近东最熟。

换个人来，可能连门都摸不到。

其次，现在的张近东，要比过往的任何时候都靠谱。

因为以前的张近东是老板，公司赚了钱是他的，亏了钱有公司顶着。

所以他敢赌，敢乱投资，反正亏的不是自己的钱——这种心态在经济学上叫“道德风险”。

那现在的张近东呢？ 名下已经没什么资产了，未来能不能翻身，全看他能不能把苏宁做好，让债主们满意。

所以说，他现在的利益和债主们的利益，被100%绑在了一起。

这种状态下的人，往往是最拼命的。

03 其实，苏宁破产重组这件事，放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来看，兴许还是件好事。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在国外，企业破产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处理流程。

特朗普都破产了那么多次，依然不影响他做生意，然后东山再起。

贾跃亭在美国申请个人破产重组，法律允许他把债务打包，用未来收入慢慢还，甚至还允许他上市。

但中国有个很尴尬的现实：很多人总是觉得，企业一申请破产，就没救了。

这种心理主观上让很多企业缺乏闯的活力，客观上也导致很多国外的风险资本不敢进入国内。

而苏宁的这次重组，实际上也是中国企业探索破产制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因为在中国，企业家一旦失败，往往面临社会性死亡。

“老赖”的标签一贴上，这辈子都难翻身。

这种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里，其实是有问题的。

要知道市场经济必然有风险，有风险就有人会失败。

如果失败一次就永世不得翻身，谁还敢创业？谁还敢创新？ 如果仅仅因为一次失误就导致企业万劫不复，对企业家、对就业市场也是一种不公平。

张近东的故事，也算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沉浮的一个缩影。

1990年，27岁的张近东辞掉国企“铁饭碗”，在南京宁海路租了个200平米的小门面，开始卖空调。

那时候国营商场垄断着家电市场，张近东的苏宁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舢板”。

1993年，南京八大国有商场联手封杀苏宁，要求厂家不给苏宁供货。

张近东硬是跑到广东、上海，绕开南京的批发商直接找厂家进货，用“小舢板”掀翻了“大航母”，随后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家电连锁第一股。

然后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

京东崛起，阿里凶猛，苏宁节节败退。

张近东慌了，开始疯狂投资、疯狂扩张，想用资本的力量弥补战略的失误。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其实张近东的失败，并不是一个人的失败。

而是一代企业家的集体困境：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如何不被淘汰？在资本狂欢的盛宴里，如何保持清醒？ 而他就用三十三年，走完了一个循环：从零到千亿，再从千亿归零。

今年张近东已经63岁了，这个年纪，很多企业家已经退休享福，而他还是选择带着苏宁“再拼一把”。

图什么？ 面子？尊严？不甘心？可能都有。

或许，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财富和信用。

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像贾跃亭那样通过“下周回国”去逃避，也不像许家印那样转移资产，技术离婚。

而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留下来，扛起来，用剩下的职业生涯，去填自己挖下的坑。

这种态度，值得给到一些尊重。

观察者网元宵解谜：左宗棠到底如何评价日本

要是猜一个人物，问是谁说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左宗棠”。

开个玩笑，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经灯谜；

问题的答案，也确实不是正经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为谜面里的这句话，突然成了“大网红”。

日本首相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的“高市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纷纷引用此条“名人名言”来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没有这几句话。

从网上目前能找到的线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问，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民族，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等等。

但当时还没有后面几句，也没有写出处。

古代典籍里比较有名的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修辞上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几句何时组装起来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处。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国志·孙皓传》注引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

这句是评论曹操的，前面还有“功盖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与威都没关系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四年》中引用了这话，但还是没提到日本。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里说“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则明确订为评价突厥。

《资治通鉴·唐纪九》同样是说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 因为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所以最迟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话错误地归为“司马光评日本”。

后来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订，整个扣到左宗棠头上，荒诞不经。

之前，也有个别博主尝试辟谣，但淹没在各路媒体、自媒体对“金句”的传抄之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还有新的变体产生。

有媒体除了引用这段话，还称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骜贪婪。

其性：强则肆其盗寇之欲，弱则曲为卑服之态。

自昔已然，于今为烈。

当其贫弱，则遣使通好，貌为恭顺，效法中国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艺，无非为自强之计。

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则狡焉思逞，先侵我属国（琉球），今又犯我台疆。

此其秉性，断非礼仪所能化，恩信所能结。

是故，今日之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非图自强，无以制其凶锋！” 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伦不类、时空错乱的话，稍微有点晚清的味了，强则如何弱则如何，与魏征的话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暂时也找不到任何出处。

这么“鞭辟入里”，也不见学术文章引用过。

这段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2025年的两个营销号，一个讲股评为主，一个讲地产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笔。

晚清资料浩繁，一时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但从只有营销号的出处线索，和那篇媒体文章的其他低级错误来看，并不乐观。

左宗棠在遗折里，确实用过“思逞”一词，不过对日本没有“狡焉”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东西并举：“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

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

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

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 观察者网查证发现，晚清确实有人用“狡焉思逞”来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绪皇帝。

光绪五年（187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南洋大臣赶办海防事宜一折”。

光绪谕：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

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必致贻误大局。

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说法，但把时间变得更明确了，1871年废藩置县就开始了：“迨西洋各国通商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始有狡焉思逞之志。

由是侵台湾、灭琉球、窥朝鲜，与我成为敌国。

” 黎庶昌紧接着说：“然二十余年来，百务繁兴，物力已竭。

国中通行纸币，银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颇巨；

一朝有急，势便难支。

臣愚以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

” 遗憾的是，短短4年后，难支的是清军和清廷。

回到光绪初期群臣密集议论水师与洋务的阶段，一个要员跟着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鸿章。

在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折》，李鸿章按光绪的指示，写了《遵复梅启照条陈折》，逐条回复。

针对梅的第七条“请严防东洋”。

李鸿章奏称：查日本国小民贫，虚矫喜事；

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馀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同一时期，陈宝琛《奏倭案不宜遽结折》，直接开骂：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有所必至也。

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

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

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折》，也说日本“贪狡”：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

吴元炳讲着讲着，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国头上：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

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

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

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

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

左宗棠更早时，也用“狡焉思逞”形容过俄国。

光绪元年四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写道：“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

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

” 在罗正钧编写的《左宗棠年谱》卷六中，两处提到俄人之“狡”。

一处是：“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年谱》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话，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处则明确说是“奏言”，而且用的词就是“狡然思逞”。

“俄罗斯以回数扰其边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公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甘赴肃州。

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 法国也有份。

在光绪十一年《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中，左宗棠说：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

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

而左宗棠写的名篇《序》里，提到英国“思逞”，倒没说其狡诈：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谈到粤东军务时，对国内用了这词：“……匪徒大受惩创，谅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体文章里，还称赞左宗棠“敏锐地判断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观察者网查证，这完全是李鸿章的判断，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这比李鸿章之前跟着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许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说的是兵营变乱：左宗棠从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见在各营楚勇仍多，倘各营效尤，俱有离叛之心，则变生肘腋，其患何可胜言？ 从根本上讲，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长期更关心的还是塞防，更提防的还是俄国。

早年左宗棠为海防出力时，日本已经进入其视野，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重大威胁。

同治五年（1866）奏请获准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说：“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谋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

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

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当时的左宗棠，没有去分辨什么“礼义廉耻”“畏威怀德”，也没有谈论是否“狡焉思逞”，而是勾勒出一个下功夫学技术的模板。

到了21世纪，他估计自己也想不到，竟会被编造出、或者张冠李戴上一堆评价日本的“名人名言”。

确实，光绪和李鸿章的形象不够高大，更不够燃，其他几个贬斥日本的人物，则不够有名，只有左宗棠适合承载一番情绪。

但这种“借古人之口，浇今人块垒”的手法，虽能短暂引发共鸣，却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真实的肌理，也轻慢了对先人应有的尊重。

当然，对日本来说，蛇年的这些左公谣言能够流传，也应该好好反省。

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

”中国民间舆论场中流传的各类评日“金句”，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问题。

元宵后，这个年就算过完了，蛇年的谣言也该随着本文的辟谣，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近来却在不断增加错误，还远翻不了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