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元宵解谜：左宗棠到底如何评价日本

要是猜一个人物，问是谁说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左宗棠”。

开个玩笑，这不是符合形制的正经灯谜；

问题的答案，也确实不是正经答案。

2025年底，晚清重臣左宗棠正是因为谜面里的这句话，突然成了“大网红”。

日本首相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的“高市事件”发生后，网友们纷纷引用此条“名人名言”来形容日本。

然而，查遍《左文襄公全集》，也没有这几句话。

从网上目前能找到的线索看，至少在2017年就有人在问，为什么说日本人是“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民族，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等等。

但当时还没有后面几句，也没有写出处。

古代典籍里比较有名的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修辞上有相似之处，但意思截然不同。

后面几句何时组装起来的，已不可考，部分倒是能找到出处。

比如“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最早出自《三国志·孙皓传》注引东晋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

这句是评论曹操的，前面还有“功盖中夏，威震四海”，日本可不配。

唐朝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夷狄，和曹操的功与威都没关系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四年》中引用了这话，但还是没提到日本。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也出自魏征，《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里说“匈奴人面兽心，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里，则明确订为评价突厥。

《资治通鉴·唐纪九》同样是说突厥，但文本略有修改：“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 因为在《资治通鉴》里出现过，所以最迟到2023年，已有人把整段话错误地归为“司马光评日本”。

后来又有好事者，不加考订，整个扣到左宗棠头上，荒诞不经。

之前，也有个别博主尝试辟谣，但淹没在各路媒体、自媒体对“金句”的传抄之中，基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2025年，还有新的变体产生。

有媒体除了引用这段话，还称左宗棠对日本民族性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臣查日本，桀骜贪婪。

其性：强则肆其盗寇之欲，弱则曲为卑服之态。

自昔已然，于今为烈。

当其贫弱，则遣使通好，貌为恭顺，效法中国之制度，汲取西洋之技艺，无非为自强之计。

一旦稍有所成，兵甲稍利，则狡焉思逞，先侵我属国（琉球），今又犯我台疆。

此其秉性，断非礼仪所能化，恩信所能结。

是故，今日之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非图自强，无以制其凶锋！” 这段文本，比起先前那句不伦不类、时空错乱的话，稍微有点晚清的味了，强则如何弱则如何，与魏征的话倒有相似的地方，但暂时也找不到任何出处。

这么“鞭辟入里”，也不见学术文章引用过。

这段内容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最早出现的地方，是2025年的两个营销号，一个讲股评为主，一个讲地产为主……不知道是不是AI的手笔。

晚清资料浩繁，一时找不到也不能完全确定没有，但从只有营销号的出处线索，和那篇媒体文章的其他低级错误来看，并不乐观。

左宗棠在遗折里，确实用过“思逞”一词，不过对日本没有“狡焉”的评价，完全是就事论事，而且是东西并举：“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

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

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

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 观察者网查证发现，晚清确实有人用“狡焉思逞”来形容日本，地位最高的，是光绪皇帝。

光绪五年（1879），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南洋大臣赶办海防事宜一折”。

光绪谕：前因海防关系紧要，叠经谕令南北洋大臣实力筹办，只以经费未充、遽难集事。

近来东洋狡焉思逞，情殊叵测，若再事因循，缓急难资备御，必致贻误大局。

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在《密陈日本近日情形片》中，依然沿用了皇帝的说法，但把时间变得更明确了，1871年废藩置县就开始了：“迨西洋各国通商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始有狡焉思逞之志。

由是侵台湾、灭琉球、窥朝鲜，与我成为敌国。

” 黎庶昌紧接着说：“然二十余年来，百务繁兴，物力已竭。

国中通行纸币，银元流行出外洋，漏卮颇巨；

一朝有急，势便难支。

臣愚以为轻视日本者非，其畏日本者亦非也。

” 遗憾的是，短短4年后，难支的是清军和清廷。

回到光绪初期群臣密集议论水师与洋务的阶段，一个要员跟着皇帝用了“狡焉思逞”形容日本，他就是李鸿章。

在光绪六年，梅启照奏《请整顿水师，拟定各条，开单呈览折》，李鸿章按光绪的指示，写了《遵复梅启照条陈折》，逐条回复。

针对梅的第七条“请严防东洋”。

李鸿章奏称：查日本国小民贫，虚矫喜事；

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

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馀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同一时期，陈宝琛《奏倭案不宜遽结折》，直接开骂：万一中国为俄所挫，倭人见有隙可乘，必背盟而趋利便者，又势有所必至也。

夫利害所关、形势所迫，虽信义之国不能保其必守盟约；

而况贪狡龌龊如日本者乎！使日本而能守约，则昔岁无台湾之师、近年无琉球之役矣。

江苏巡抚吴元炳《复奏球案日约可徐图折》，也说日本“贪狡”：日本为东洋蕞尔之邦，近年来与泰西各国通商立约，毅然以与国自居，妄自尊大……今忽乘中国与俄议末定之时，乃以球南荒岛给我结案，并要求改约“同沾利益”，贪狡之谋毕露、要挟之心如见。

吴元炳讲着讲着，把“狡焉思逞”用到了俄国头上：强弱之势，俄足制倭、倭不足以制俄也。

如果俄议渐次就范，两国不启兵端，则沿海各省均系通商口岸；

目前整顿海防、简兵厉卒，俄人亦既闻之，内地无可进兵。

即台湾一处，前年俄兵亦尝履其地矣，瘴疠之毒，不战而伤亡者七、八百人；

攻之不易得、得之不易守，即欲狡焉思逞，而揆时度势，臣料俄人必不敢犯其所难。

左宗棠更早时，也用“狡焉思逞”形容过俄国。

光绪元年四月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写道：“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

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

” 在罗正钧编写的《左宗棠年谱》卷六中，两处提到俄人之“狡”。

一处是：“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

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

”《年谱》里一般不是左宗棠原话，但多少也反映了其看法。

另一处则明确说是“奏言”，而且用的词就是“狡然思逞”。

“俄罗斯以回数扰其边境，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公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甘赴肃州。

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壹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

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著，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拘执。

” 法国也有份。

在光绪十一年《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中，左宗棠说：法人利在缓战，而不在言和；

其忽然请和者，大抵越南夏令将交，瘟疫流行，军无斗志……我若概从所请，则失地未还、防兵先撤，万一该夷狡焉思逞，而事机已失，言战则要害已为所乘、言和则口舌未能有济，悔无及矣。

而左宗棠写的名篇《序》里，提到英国“思逞”，倒没说其狡诈：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

另外，同治五年，左宗棠在谈到粤东军务时，对国内用了这词：“……匪徒大受惩创，谅已震慴天威，不敢狡焉思逞。

” 前面提到的那篇媒体文章里，还称赞左宗棠“敏锐地判断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

观察者网查证，这完全是李鸿章的判断，出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事情背景是1871年日本一再要求缔结通商条约，引起了中国的警觉。

这比李鸿章之前跟着皇帝使用“狡焉思逞”，要早上许多年。

《左文襄公全集》里同治八年（1869）提到“肘腋”，说的是兵营变乱：左宗棠从前曾有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见在各营楚勇仍多，倘各营效尤，俱有离叛之心，则变生肘腋，其患何可胜言？ 从根本上讲，左宗棠的重大成就，多是在塞防取得的，海防并非不重要，但他长期更关心的还是塞防，更提防的还是俄国。

早年左宗棠为海防出力时，日本已经进入其视野，只是当时还没有成为重大威胁。

同治五年（1866）奏请获准成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说：“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谋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

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

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当时的左宗棠，没有去分辨什么“礼义廉耻”“畏威怀德”，也没有谈论是否“狡焉思逞”，而是勾勒出一个下功夫学技术的模板。

到了21世纪，他估计自己也想不到，竟会被编造出、或者张冠李戴上一堆评价日本的“名人名言”。

确实，光绪和李鸿章的形象不够高大，更不够燃，其他几个贬斥日本的人物，则不够有名，只有左宗棠适合承载一番情绪。

但这种“借古人之口，浇今人块垒”的手法，虽能短暂引发共鸣，却无形中扭曲了历史真实的肌理，也轻慢了对先人应有的尊重。

当然，对日本来说，蛇年的这些左公谣言能够流传，也应该好好反省。

俗话说：“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取错的绰号。

”中国民间舆论场中流传的各类评日“金句”，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翻新，本身就折射出日本自身的问题。

元宵后，这个年就算过完了，蛇年的谣言也该随着本文的辟谣，就此翻篇了。

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近来却在不断增加错误，还远翻不了页。

元朝横扫天下，统一中国，为何只存在了不到一百年？

成吉思汗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打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却连一百年江山都没坐稳。

问题出在哪？ 01 公元1206年，斡难河畔，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

这时候的蒙古人，是游牧文明的巅峰形态。

全民皆兵，来去如风，没有后勤负担，抢到哪儿就吃到哪儿。

他们用的战术，欧亚大陆的农耕民族从来没见过：轻骑佯退，重骑侧击，围三阙一，屠城威慑。

大蒙古国二十五年间，成吉思汗灭西辽、攻金朝、平西夏，一直打到中亚花剌子模国。

他的继承者们更猛： 拔都西征，饮马多瑙河；

旭烈兀西征，灭阿拔斯王朝，踏平巴格达；

忽必烈南下，围襄阳、攻临安，最后崖山一战，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从太平洋到多瑙河，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蒙古人的驿站连接起半个地球，版图达到历史之最。

可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码事。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个怪胎。

它不像汉朝，承秦制而儒化；

也不像唐朝，融胡汉于一体；

它是把草原的部落传统、中亚的军政体系和中原的官僚制度，硬塞进一个框架里，把三个制度“融为”一个制服。

先说人分四等。

元朝把天下人分为四等，由高到低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这套等级制度渗透到了做官、科举、刑律和军事的方方面面里。

蒙古人不用说了，天之骄子。

色目人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包括回回、畏兀儿、吐蕃和党项民族，帮蒙古人管账、理财和打仗，地位仅次于蒙古。

汉人，指的是北方金朝遗民，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以及最早被征服的汉人。

南人，是指南宋遗民，地位最低。

这种分法，简单粗暴，管理成本极低。

蒙古人一共才几十万，要统治几千万人，只能搞身份隔离。

江南的读书人，在宋朝是士大夫，在元朝成了"最低等"。

科举制服也停了将近八十年，直到仁宗延祐二年才恢复，但是名额极少，录取比例悬殊巨大。

南人考科举，比登天还难。

结果就是大量的汉族精英，被排除在体制之外。

这些人去哪了？ 一部分隐居山林，写杂剧、画山水，搞出了元曲和文人画；

另一部分，成了民间的潜在反对力量。

朱元璋的谋士集团，刘基、宋濂，都是元朝的失意文人。

他们不是在帮明朝建国，而是在报复元朝的轻慢。

色目人倒是受重用，可他们和蒙古人也不是一条心。

阿合马、桑哥这些理财大臣，帮蒙古人搜刮财富，最后都死于非命。

民族矛盾叠加阶级矛盾，元朝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裂缝累累。

02 再说草原逻辑。

蒙古人的传统，是"幼子守灶"。

成吉思汗把汗位传给窝阔台，但把大部分军队和牧场留给了幼子拖雷。

这种继承制度，导致蒙古帝国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

表面上尊元朝皇帝为"大汗"，实际上各自为政。

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打了四年才夺得汗位。

为了打赢，他不得不依靠汉地的资源，甚至建年号、用汉法，结果被保守的蒙古贵族骂成是"叛徒"。

赢了之后，他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可草原上的宗王们，始终不认他这个"汉化"的大汗。

忽必烈 元朝的皇帝，一直在两种身份之间摇摆。

每年夏天，他们要回上都避暑，举行忽里台大会，和宗王们联络感情。

一回到草原，他们就得恢复游牧做派；

一回到大都，又要装成中原天子。

这种"两都巡幸"，不是游山玩水，是政治必需。

忽必烈之后的九个皇帝，有五个死于政变或内战。

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皇位传承像是走马灯一样。

这种混乱的继承，消耗了朝廷大量的精力，也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

而草原逻辑和中原逻辑在元朝的宫廷里也争得不可开交。

蒙古贵族要分封，要牧场，要部落自治；

汉地官僚要集权，要科举，要编户齐民。

忽必烈用"汉法"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他们不懂，也不屑于懂儒家的那套治国理念。

结果就是，元朝的中央集权，有名无实。

地方上，行省权力极大，平章政事手握军民政大权，容易形成割据。

后期军阀林立，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这些"太尉"、"丞相"，互相攻伐，朝廷根本管不了。

03 经济政策，更是一塌糊涂。

蒙古人不懂农业，也不懂商业。

他们只知道抢，抢完了花，花完了再抢。

忽必烈时期，为了筹措军费，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这些人，搞专卖、印钞票、搜刮民间财富。

至元钞，是元朝的纸币，初期还算稳定。

可到了后期，为了填补财政窟窿，政府疯狂印钞，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至正十年变更钞法，发行"至正交钞"，新钞一贯合旧钞两贯，但是民间拒绝使用。

民间还继续用铜钱和白银，有的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

刘基有一首诗，叫《悲杭城》，写元末杭州的惨状："一朝鲸吸空，愁杀卖浆家。

" 卖酒的小贩，早上收了钞票，晚上就变成废纸。

这种经济崩溃，比战争更可怕，因为它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基础。

还有更严重的。

至正四年，黄河决口，白茅堤、金堤相继溃决，洪水横扫山东、河南两地，饥民饿殍遍野。

于是丞相脱脱征发十五万民工修河修堤，结果是，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起义，黄河工地变成了红巾军的兵源地。

军事上，元朝更是自废武功。

蒙古铁骑的战斗力，建立在草原的游牧经济上。

人人从小骑马射箭，部落组织就是军事组织，成本低，效率高。

可进了中原，蒙古人变成了职业军人，拿俸禄，住城市，养尊处优。

几代之后，骑射功夫荒废，战斗力直线下降。

元朝的军队，后期主要靠色目人和汉人。

阿速军、钦察军、康里军，这些西域雇佣兵，成了皇帝的禁卫。

可他们和蒙古贵族也有矛盾，甚至参与宫廷政变。

元顺帝后期，扩廓帖木儿的几十万大军，不听朝廷调遣，只管在山西、河南打内战。

更致命的是，元朝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边防体系。

蒙古人起家于草原，他们不觉得草原是威胁。

可朱元璋北伐的时候，明军从南向北打，元朝竟然没有一道像样的防线。

潼关、居庸关、古北口，这些天险，要么无人把守，要么守将投降，徐达、常遇春，如入无人之境。

元朝的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组织能力和战斗意志。

他们忙着内斗，忙着享乐，忙着在寺庙里做佛事，祈求国运绵长。

可国运不是这样求来的。

04 在文化上，元朝更是奇怪。

它不像清朝，用《四库全书》整合汉文化；

不像唐朝，用科举制吸纳士大夫。

元朝的皇帝，大多不懂汉文。

忽必烈号称"儒教大宗师"，可他更信藏传佛教，封八思巴为国师，创制蒙古新字，想在文化上也搞"二元"。

结果就是，蒙古人没有真正接受儒家文化，汉人也没有被真正纳入统治核心。

关汉卿、马致远、赵孟頫，这些文化巨匠，在元朝的体制里，都是边缘人。

元朝宗教倒是发达。

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元朝都有地位。

可宗教多元，不等于文化整合。

元朝没有一套统一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让各民族共同认同的"中国"观念。

这样的王朝，靠什么维系？ 靠武力，靠恐怖，靠利益分配。

可一旦武力衰退，恐怖失效，利益分完，就什么都没有了。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

朱元璋已经剿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统一了江南。

他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

临行前，朱元璋发布了《谕中原檄》，里面有句话千古流传："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 这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口号，而是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坚决否定。

元朝不是中国，是"胡虏"；

元朝的制度不是纲纪，是混乱；

元朝的统治不是救济，是压迫。

元顺帝接到战报后，没有组织抵抗，而是准备逃跑。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带着后妃、太子，出健德门，逃命于上都。

八月初二，徐达入大都，元朝灭亡。

从统一到灭亡，元朝一共只存在了98年。

元朝在马背上横扫天下，靠的是蒙古铁骑的锐气。

可锐气会消磨，制度会僵化，矛盾会积累。

98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

但就是这一瞬，向历史证明了，光靠武力是坐不稳江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