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1981年4月29日深夜，本该是安静的西单新华书店，却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盗窃杀人案。

凶手冯大兴，不是什么惯犯恶徒，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正在准备考研，前途无量。

可就是这样一个被所有人看好的学霸，却在深夜潜入书店盗窃，被值班老人发现后，残忍痛下杀手，致一死一重伤，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酿成了两个家庭的悲剧，这起案件当年不仅震惊京城，更引发了全社会对“才华与道德”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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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想到，凶手竟是人人称赞的学霸

在案发之前，冯大兴就是别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1978年，他以412分的好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还凭借出色的天赋跳级进入快班，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尖子中的尖子”。

熟悉他的人都说，冯大兴平时穿着朴素，总爱穿一件发旧的黄大衣，经常啃着冷馒头泡图书馆，笔记本上的法文注解密密麻麻，不管谁有学习上的难题，找他准能解决。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一直有个外交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乎每周都会去北大法学院旁听课程，案发当天下午，他还坐在北大的课堂上，认真记录着法律相关的笔记，谁也不会把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和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

可没人知道，这份光鲜的背后，藏着他早已扭曲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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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霸到恶魔，他的堕落早已埋下伏笔

冯大兴的堕落，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心理扭曲的结果。

早年的他，也曾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甚至会因为和同学打雪仗嬉闹，主动写检讨书。

可后来，随着思想的变化，他沉迷于西方哲学，渐渐被极端个人主义吞噬，开始信奉“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歪理，觉得善良是弱者的借口，规则是给懦夫定的。

他的心态慢慢失衡，觉得自己有才华、有抱负，却因为家庭条件普通，买不起实现梦想所需的相机、录音机、打字机，多次向家人索要钱财被拒后，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里滋生——盗窃。

其实在西单新华书店作案之前，他就已经在魏公村书店偷过东西，那次成功得手，让他更加肆无忌惮，也让他彻底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觉得“靠盗窃来解决问题，是最快捷的方式”。

案发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无数扭曲的文字，一边工整地抄录着法律课堂笔记，一边叫嚣着“法律是工具，聪明人应当利用工具而非被束缚”，甚至在案发当天的日记最后，写下了“今夜要么成为传奇，要么成为亡灵”这样疯狂的话语，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单纯的学霸，而是被欲望和扭曲心理控制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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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血案：西单新华书店的致命邂逅

1981年4月29日深夜，万籁俱寂，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冯大兴却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铁锤、铁棒，悄悄来到了西单新华书店。

他趁着夜色，翻入书店的天窗，沿着电话线滑落至殿堂中央，动作娴熟得像是演练过无数次，看得出来，他早已提前踩点、做好了准备。

他的目标很明确——书店的收银台，他拿出铁棒，小心翼翼地撬动收银台的锁，可就在锁被撬开、他准备拿钱的时候，二楼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原来是书店的两名值班老人，69岁的于是夜和61岁的宋文成，被轻微的响动惊醒，拿着手电筒冲了下来。

“谁在那？”于是夜大喝一声，手电筒的光柱瞬间锁定了冯大兴的身影。

被发现的冯大兴瞬间慌了神，他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铁锤，朝着于是夜的太阳穴猛砸过去，老人来不及反应，当场倒地。

一旁的宋文成见状，不顾年迈，扑上去死死抱住冯大兴，想要阻止他逃跑，可冯大兴此时已经杀红了眼，拿起铁棒狠狠砸向宋文成的额头，鲜血瞬间溅满了旁边的书籍，也染红了书店的水泥地面。

得逞后的冯大兴，来不及多想，随手抓起收银台里的钞票塞进口袋，想要从天窗原路逃跑，却发现天窗已经被反锁。

情急之下，他用铁棒砸碎临街的玻璃窗，跳窗逃离了现场，只留下两个倒地不起的老人，和一片狼藉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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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网恢恢，凶手很快落网

冯大兴逃跑后，并没有走远，他一路逃窜到附近的公厕，试图冲洗掉身上的血渍，可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巡逻的民警盯上。

民警发现他的时候，他穿着的白衬衫领口还沾着未干的血点，自行车筐里还放着一本《国际法概论》，身上还藏着从书店偷来的钞票和作案工具。

面对民警的询问，冯大兴一开始还试图狡辩，可当民警翻开他的学生证，确认他的身份，又在他的宿舍里搜出十本日记和二十二本笔记，看到那些扭曲的文字后，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盗窃杀人的全部经过。

原来，他本来只是想偷点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可被值班老人发现后，害怕事情败露，影响自己的前途，一时冲动就下了杀手。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仅仅几个小时，就被警方抓获归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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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落幕，悲剧留给世人无尽反思

这起案件案发后，迅速震惊了京城，甚至传遍了全国。

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前途无量的高材生，一个能在北大旁听法律课程的年轻人，竟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案件审理期间，冯大兴还在法庭上冷静地辩解，说“我本想只偷钱，但他们逼我灭口，这个社会弱肉强食，我只是实践了真理”，可这样的狡辩，终究无法掩盖他的罪行。

1981年9月1日，冯大兴因故意杀人罪、盗窃罪，被依法执行死刑，年仅21岁。

一个本该拥有光明未来的学霸，就这样因为一时的贪念和冲动，亲手毁掉了自己的人生，也夺走了一位老人的生命，让另一位老人身受重伤，两个家庭从此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

三种传统读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著作，在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必有《资治通鉴》。

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

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

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

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

读古文的过程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

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

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

除非真能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

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

另外，还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

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 本文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即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的头衔是历史学家，而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

司马光可以说是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

比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

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

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15年，而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19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

一位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会像普通历史教师那样仅仅讲述历史吗？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

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认真解读《资治通鉴》，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

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

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

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

《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

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

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

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

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

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

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

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

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

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

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

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

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

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

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

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

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

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

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

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

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

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

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

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

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

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

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

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

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

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

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

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

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

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

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

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

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

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

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

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

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

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

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

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

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

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

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

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

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

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

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

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

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

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

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

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

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

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姜鹏）

全球第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T5航站楼上榜“全球最佳新机场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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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Skytrax是全球极具权威性的航空与机场服务质量评级机构，其评选基于全球旅客真实满意度调查，覆盖超500个机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年度评选结果被公认为行业内极具公信力的评价标杆。

作为西安机场枢纽扩容升级的核心工程，T5航站楼自投运以来便备受关注。

在本次Skytrax评选中，T5航站楼凭借前瞻的空间设计、高效的动线规划、人性化的服务设施，成功入围“全球最佳新机场航站楼”榜单，并获得全球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成为西安面向世界的“空中新名片”。

除航站楼建设的亮眼表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服务品质方面的升级也得到了Skytrax的认可。

在2025年Skytrax中国区最佳区域机场评选中，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位列全国第五，彰显了机场在服务提升、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持续努力与显著成效。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机场将继续深化服务创新与文化融合，以专业、温暖、高效的服务，迎接每一位旅客的到来，让每一次出发与抵达，都成为一次美好的出行体验。

文/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晓瑞 图/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