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日前，学家在西藏阿里发现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古迄今为止发掘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遗址，遗址位于阿里地区革吉县，海拔约4600米，由一字排开的两个独立洞穴组成，其中一处洞穴面积1000余平方米，另一处约250平方米。

遗址内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已经掌握使用的人造细石工具，距今至少4000年。

与周口店“北京人”等中原考古相比，这处遗址年代虽晚得多，但是对于青藏高原的考古来说，仍是意义非凡。

与所有洞穴文化遗址考古一样，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细节刚一现世，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神秘感：形状规整的细石叶，沙陶片、泥陶片，玛瑙、燧石、黑曜石，还有红色岩画。

原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文斌说，这次考古发掘意义重大，碳样检测确定了年代为4000多年前，当时我国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而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劣，人类从何时开始在这里从事生产、定居生活?这次发掘一定会给出更为明晰的答案。

更令人兴奋的是，洞穴中还发现了几何纹饰的彩色壁画，这对研究青藏高原先民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艺术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生活遗址，曾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东部横断山，北部昆仑山，南部喜马拉雅山区，采集到打制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迹，经初步鉴定，有申扎、聂拉木两处;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几乎遍布西藏自治区及毗邻地区，分别有石器和其他器物发现。

但是，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青藏高原的细石器文化时代的具体起始时间尚有待新的证据确定。

而这次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发掘研究，特别是已经出土的典型细石器，很可能让这个问题有所突破。

据了解，细石器文化是指以使用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从那时起，人类学会了用打击法打出细石核、细石叶及其加工品，是人类生产力在旧石器时代基础之上的一次大飞跃。

国际上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一般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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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如何用“快递小哥”经略青藏？

全文共3022字 | 阅读需7分钟 明代的一个清晨，河州茶马司的号旗迎风招展。

街边上，一位脚户哥说着半生不熟的藏语，谈笑间，和吐蕃人交换了茯砖茶和羊毛。

1937年夏，被誉为“西部旱码头”的临夏八坊北大街。

（图片来源：临夏融媒体中心） 明洪武七年（1374年）河州茶马司设立，这里成为明廷西北茶马贸易的核心枢纽。

史料记载这里：“万马腾骧，殆成云锦”。

河州能成为明代“秦陇以西，繁华称首”的“旱码头”，因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带，处在河湟走廊的核心要冲。

这也造就了当地独特的运输需求——陆路需翻越海拔近4000米的拉脊山垭口，水路则需渡过黄河的急流险滩。

支撑起这座“旱码头”百年繁华的，不是某一位巨商，而是河州的“运输三杰”——脚户、牛帮和筏子客，他们贯通了河湟地区的经济血脉。

临夏八坊十三巷的河州茶马司。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河州二十四关图，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河州官府绘制的一张临夏原始地图。

（图片来源：临夏州信息档案网） （一）河州脚户哥：沟通中西部贸易的“二传手” 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牲口运输的从业者的称呼。

当地人都称他们为“脚户哥”。

“北乡的骡子，南乡的马”，道出了脚户的地域特色。

脚户哥主要来自河州北乡（今永靖）和南乡（今和政、广河）的回族、东乡族和汉族。

河州脚户哥。

（图片来源：临夏青年） 脚户的装备极为简单：一头骡马、一副鞍架、一条毛口袋。

他们驮运的货物品种繁多，几乎包括各种关乎社会民生的物资。

长途贩运，他们可以到达青海、四川、陕西、湖北、甘肃、新疆等地；

短途贩运，则以驴驮为主，往返于各县之间。

“走罢凉州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这首“花儿”唱出了脚户常走的路线。

据统计，河州脚户的运输路线多达15条，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东线从河州经锁南坝至兰州，连接着回汉商贸；

南线经土门关深入甘南的藏族聚居区；

西线渡黄河至青海循化、化隆，沟通撒拉族、藏族、回族聚落；

北线经平凉、固原到达银川。

脚户行走四方，足迹遍布西北。

在明清两代，这些走南闯北的脚户，常常拉着大批骡子，把棉布、茶叶、食盐、纸张、铁器，日用杂货从千里之外的云贵、川陕运至本地，加工后再销往青海、西藏。

返程时，又将当地的药材、羊毛、皮张等土特产运出来，成为西部地区经贸发展不可或缺的纽带。

明代茶马司版画。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走在寂寞的山川沟壑间，脚户们即兴歌唱，抒发对家乡的思念，对旅途的感慨。

他们将河州“花儿”的旋律和唱词，带到了甘南、青海，甚至四川松潘，成了河湟地区汉、回、藏、土、撒拉、蒙古、保安等民族喜爱并共享的民歌。

为了与沿途的各族贸易伙伴顺畅交流，脚户们大多掌握了“双语”。

因此，河州方言中参杂了大量藏语词汇。

从古至今，河州脚户在与青藏高原上的各民族经济往来中，既熟悉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又适应了青藏高原的气候环境，因此成为高原牧区同中原农区物质交换的最佳“二传手”。

河州八坊商队驮运路线。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于八坊十三巷河州茶马司） （二）牛帮：连接汉藏贸易的“中间人” 如果说脚户是山地的轻骑兵，牛帮则驾驭着被称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组成河州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组织最严密的商队。

牛帮的黄金时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一个完整的牛帮由数个“锅子”组成，每个“锅子”10人管理100-200头牦牛，他们住在一起，吃饭在一锅，故名“锅子”。

河州牛帮。

（图片来源：《临夏老照片》一书） 牛帮的贸易路线主要是来往四川，分为松潘帮、马尔康帮、黑水帮。

按运输时间分为冬帮和夏帮。

冬帮从河州出发时间是每年农历十月，于次年正月返回；

夏帮每年农历五六月出发，七八月返程。

牛帮生活本身，就是一幅多民族协作交融的画卷。

他们的队伍中，锅娃是整个牛帮的总负责人，通常由管理经验丰富、对藏族十分熟悉、懂藏语，且经济实力强的回族掌柜担任，负责整个牛帮的管理与指挥，与路途中各藏族部落联络，处理牛帮内一些日常具体事务；

沙娃多由熟悉地形的藏族向导担任；

索娃通常由回族或东乡族担任，主要负责整个牛帮的后部安全。

从甘南的黄库尔出发到达四川松潘要经过好几个藏族部落，拜访部落头人是牛帮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整个牛帮的安全和行程顺利。

牛帮每进入一个部落前，都议定拜访时间、参加人员、礼物准备等相关事宜，并派熟悉该部落头人的人带着礼物前去，礼物产生的费用由各个锅子承担。

串乡牛帮穿行于几个部落之间做生意，到了夜晚就在部落中住宿。

如果在部落中交易，要获得部落首领的许可，并得到首领的保护。

当他们返回河州后，会把买来的皮子加工成藏袄，再销往藏族聚居区。

这种深入的生活互助与文化互鉴，远比货物交换更为深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西北后指出，回族商人（牛帮）正是沟通高原与内地，完成这一“互补”使命的关键队伍。

（三）筏子客：助力解放军顺利渡黄河的“摆渡人” 河州筏子和筏子客，曾名扬西北及黄河流域。

清末民初，从青海到内蒙古包头，千里黄河上漂流着浩浩荡荡的牛羊皮筏子，把青海的羊毛、洮岷的药材、兰州的水烟、河州的粮食、太子山的木材运往包头，再用火车运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

从事筏子运输的人被称为筏子客，以保安族、撒拉族、回族居多。

筏子的历史久远，据说汉代赵充国将军经营河湟屯田时，就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转粟湟中”。

筏子分为羊皮筏和牛皮筏，其制作工艺堪称绝技。

宰杀后的羊或牛，从颈部剥下整张皮，去毛，鞣制后，灌入盐和胡麻油防腐，最后吹气扎口。

一只羊皮可承重300斤，将数十乃至上百个皮胎捆扎成排，便成为能载重数十吨的巨型筏子。

河州筏子客。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行筏是玩命的活计，技术高超的舵手被称为“峡把式”。

他们熟知黄河里每一处暗礁险滩，靠着一杆桨，在“狼舌头”这样的险地穿梭。

一首河州“花儿”唱出了他们的豪迈与艰险： “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子耍花子哩；

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

” 筏子客的航线是河州通往北方的水上动脉。

从莲花渡（今炳灵寺附近）启航，经兰州、中卫，最远可达内蒙古包头。

日常贸易中，他们将河州的羊毛、皮货运往包头，返程时装载津京的百货、布匹。

八坊十三巷。

（图片来源：中国临夏网） 筏子客不仅在和平年代承担商贸重任，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挥独特作用。

1949年8月，为解放青海、新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10万大军要渡过黄河天堑。

河州各族筏子客在短时间内筹集牛羊皮筏子150多个，500余筏子客从永靖、大河家、循化三路抢渡黄河，向青海挺进。

经过连续五六天日夜奋战，筏子客们协助10万解放军官兵和2000多匹战马、粮食、大炮等武器装备顺利渡过黄河，谱写了一曲“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

今天，高速公路与铁路取代了当年的骡马古道，现代化的海铁联运替代了古老的“运输三杰”。

但“运输三杰”的历史不该被遗忘。

他们以血肉之躯和非凡的勇气，在西北大地编织了一幅活态的、流动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共同铸就了河州旱码头的百年繁华。

千千万万脚户、牛帮与筏子客，通过货物交换促进了各民族经济共生、文化交融、情感相亲，让这条古老的河湟走廊、河州这座“旱码头”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中华鸟龙邮票首发！恐龙如何飞向蓝天？发现者亲解“中华鸟龙”之谜

　　新快报讯 1月30日，“中华鸟龙”邮票首发仪式暨“巨龙天演·史前化石奇境探秘”研学启动活动在广州塔剧场举办。

中华鸟龙化石发现者、2025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得者季强教授，与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原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陈邵峰共同出席，并与现场青少年观众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问答互动。

　　从假说到小学教材：一块恐龙化石见证的科学征程 　　1996年，时任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的季强教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化石，并将其命名为“中华龙鸟”（后于2022年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统一规范命名为“中华鸟龙”）。

　　起初，这一观点遭到了西方古生物学界的普遍质疑。

但经过季强、徐星、周忠和等几代中国科学家们的努力，最终完善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演化链证据，也向世界展现了恐龙到鸟的演化画卷。

三位科学家因此获得2025年度“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如今，这一科学共识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收录于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课本中《飞向蓝天的恐龙》一文中就对此共识进行了阐述。

此次“巨龙天演”展览不仅特设中华鸟龙展区，更旨在通过后续活动，让教科书上的理论变得触手可及。

　　邮票首发与童心对话：当科学巨匠遇见未来探索者 　　活动伊始，现场播放了为致敬中华鸟龙发现及季强教授贡献而创作的主题曲《世界上最初的羽毛》。

随后，在众多领导嘉宾与观众的见证下，季强教授与陈邵峰理事长共同为“中华鸟龙”纪念邮票揭幕。

　　该套邮票以季强教授于1996年发现的世界首例长羽毛恐龙化石中华鸟龙为核心设计元素，生动呈现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重要过渡形态。

邮票的发行，既是对这一里程碑式科学发现的崇高纪念，也是推动古生物学知识走向大众的一次创新实践。

　　随后，活动迎来了备受期待的互动问答环节。

来自“小记者团”的孩子们与两位专家展开了真诚而有趣的交流。

面对孩子们“您有没有一个最喜欢的‘恐龙宝贝’？”“恐龙那么厉害，为什么后来都不见了？”等充满童真的提问，季强教授以故事般的语言，分享了野外发掘的难忘经历与古生物研究的宏观图景。

　　针对中华鸟龙这一主角，孩子们的问题更具探索性：“它到底是更像恐龙，还是更像小鸟？”“它是从始祖鸟进化来的吗，还是说它是鸟的祖先？”季强教授与陈邵峰理事长用生动的比喻和严谨的科学事实，层层剥开演化之谜，既肯定了中华鸟龙作为长羽毛恐龙的关键过渡特征，也谨慎区分了已知证据与尚未解开的科学猜想。

　　研学启动：连接课本、展览与实践的探索之旅 　　本次邮票首发仪式也标志着“巨龙天演·史前化石奇境探秘”展览系列研学项目的全面启动。

展览致力于构建“观展+研学+实践”一体化的科普教育平台，未来将推出一系列体系化、场景化的研学课程。

　　作为核心活动之一，展览特别推出 “带着课本看恐龙” 寒假专题活动： 　　一、即日起至整个寒假期间，亲子家庭携带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前往观展，即可享受儿童免票优惠，让课本知识在珍贵的化石展品前变得鲜活。

　　二、观众携带任何恐龙主题科普书籍、绘本至展览现场与恐龙化石合影，完成打卡活动，即可获赠恐龙主题小礼品。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