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可能是最让现代人向往的两个朝代，唐宋的开放程度是明清不能比的。

而且唐宋在文化上的发展，更是到了一种顶峰，只是唐朝是文物并进，宋朝重文轻武，导致最后被蒙古人所灭。

不过有一种说法叫“大唐出降臣,两宋出忠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唐强大却出了很多降臣，宋朝军事不济但很少有大臣选择叛变，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因为“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被借到日本展出，颜真卿(709—784)这些天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下，着实火了一把。

该说的，不该说的，大家都说了，我们今天就聊点不一样的，聊一些细思极恐的秘闻和推断。

东京国立博物馆关于《祭侄文稿》的展览海报。

一现代人给颜真卿打标签，会用到很多斜杠，但第一个斜杠之前的标签一定是“大书法家”。

然而唐朝人不这样定义颜真卿。

颜真卿生前与身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以书法出名。

说得难听点，他的书法在当时不算入流。

在颜真卿之前，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属于生前死后书法都很知名。

然后是颜真卿拜为师傅的张旭，醉酒时以头发濡墨而书，写出来的草书被当做“神品”。

到了颜真卿同时代，最有名的是徐浩。

尽管今天很少人知道徐浩其人，但在公元756年以后，他是最高统治者认可的御用书法家，长期独步天下。

皇帝的诏令，基本都是他写的。

他也因此获得无与伦比的宠遇。

再之后，书法界是柳公权的天下。

虽然现在我们以“颜筋柳骨”并称，但若论生前之名，说句冒犯的话，颜真卿可能连给柳公权提鞋都不配。

因为柳公权生前书名之盛，十分罕见。

罕见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请不到柳公权写碑文，人家会认为子孙不孝。

而颜真卿，在书法界真正看得起他的人，恐怕只有他自己。

宋代书法家米芾说过，颜真卿经常叫家僮将自己的书法作品刻成碑。

这说明颜真卿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是想传之后世的。

事实上，作为书法家的颜真卿受到追捧，是北宋以后的事。

此时距离颜真卿去世，已经过了300年左右。

最早力挺颜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对颜真卿不吝赞誉，说他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欧阳修之后，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是颜真卿的铁粉。

通过这个圈子扩散出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逐渐被确立下来。

其中，最典型的言论出自苏轼本人，他说：“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苏轼本人位居书坛“宋四家”之首，有他的加持和点赞，颜真卿想不火都难。

那么，问题来了：字还是那些字，此前在书坛默默无闻的颜真卿，为什么在北宋以后倍受青睐、咸鱼翻身呢?二现在，我们重新厘清一下颜真卿在唐代的真实地位。

记住一点，颜真卿在世时并非以书法家，而是以忠臣闻名天下。

正史中关于颜真卿忠义耿介的事迹颇多。

他身历玄、肃、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

他的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乱中。

当时，他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因为不依附权相杨国忠，而被后者视作眼中钉。

随后遭到外放，去了平原郡当太守。

平原郡属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

颜真卿到任后，已经预知安禄山准备搞事情，于是一边派部将李平驰奏朝廷，一边严令全城将士厉兵秣马。

安禄山起兵后，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要么挂冠远遁，要么望风而降。

颜真卿首举义旗，与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互为掎角之势，坚决抗击叛军。

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响应，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

史书说，唐玄宗听到安禄山叛乱，相当慌张：“河北二十四郡，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李平赶到朝廷，玄宗大喜，对左右亲信说，这个颜真卿是谁，为何替朕如此卖命?很多文章解释说，唐玄宗连颜真卿都不认识，说明他昏聩糊涂到了什么地步。

其实不是这样，颜真卿虽然时年已40多岁，但他此前在朝廷中的官职并不高，加上他本人不是拍须溜马之徒，皇帝不认识他也很正常。

而这恰恰证明，安史之乱时期是颜真卿成名的开始。

此后，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

为了争取更多抗击安禄山叛军的力量，颜真卿不惜将自己年仅10岁的独子，送去给平卢将领刘正臣当人质，以坚定后者起义的决心。

在这场战争中，颜家死于国难者三十余人。

直到叛乱被平定后，颜真卿才派侄子颜泉明前去收殓亲人遗骸，归葬家乡，结果仅寻到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以及侄子颜季明的头骨。

颜真卿“抚念摧切，震悼心颜”。

这段时间引发公众关注的《祭侄文稿》，正是写于此时，满腔悲愤衷情，于处处涂改与枯笔处清晰可感。

颜真卿《祭侄文稿》，建议手机打横观看三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颜真卿一夜成名，但并不意味着他下半生仕途顺遂。

相反，他的耿直清廉与世格格不入，所以一生横遭六忌，谪迁五次。

从杨国忠、李辅国、元载、杨炎到卢杞，每一任权相都对他恨之入骨。

皇帝在战乱平息的时候，也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

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夺权上位的唐肃宗李亨急于回京。

颜真卿上表说，且慢，皇上应该筑坛于旷野，东向哭三日，然后才能回宫。

此举是为了以仪式感来让最高统治者吸取内乱的历史教训，但这提议显然让李亨很难堪。

回京不久，新帝在大封功臣的同时，把颜真卿贬得远远的。

此后，颜真卿的仕途起落，基本上都是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

表面上，是直言耿介、不爱站队的颜真卿与当朝历任权相合不来，因而遭到后者的构陷而仕途蹉跎;实际上，在皇权无远弗届的地方，最终能让颜真卿起起落落的那个人，从来不会亲自出面。

只有当战乱再起之时，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

唐德宗李适即位第四年，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

宰相卢杞建议说，颜真卿声望卓著，让他带着谕旨到李希烈军中宣抚，一定能不战而平息叛乱。

当时颜真卿已75岁高龄，朝廷中人听到这个馊主意均大惊失色，对卢杞欲假公济私置颜真卿于死地的小算盘心知肚明。

在此之前，卢杞专权蛮横，想把颜真卿从中央赶出去，颜真卿知道后曾找卢杞质问：“我常年被人排挤，现在年老体弱，要靠你庇护。

当年你父亲被叛军所害，首级送到平原郡，我不敢用衣服去擦拭他脸上的血，是用舌头舔干净的。

如今，你竟然容不下我了吗?”史载卢杞听后惭愧下拜，但内心更恨颜真卿。

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报复颜真卿的机会。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摆着搞人身报复的建议，唐德宗竟然同意了。

这只能说明，宰相对颜真卿太坏，但皇帝对颜真卿也不好。

原因如我前面所说，和平年代皇帝不会容忍一个四朝老臣在自己身边指指点点。

颜真卿一生坚守正义，不懂得装蒜，最终被皇帝推入火坑也在意料之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

安史之乱中，那些再造大唐的功臣，不是被逼死就是被逼反，唯有郭子仪(点我阅读)得到善终。

不得不说，老郭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智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求生欲很强”，而这是为人刚烈、不屑变通的颜真卿所没有的。

总之，唐德宗同意将颜真卿送往李希烈军中，恰恰击中了颜真卿的软肋——若是别人，明知此行凶多吉少，必定会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但他是忠臣，一生以忠义节烈自励，就算是死，也会慷慨前行。

抵达李希烈军中后，李希烈对颜真卿进行各种威逼利诱，许以宰相之位，要其支持自己的造反大业，结果被颜真卿破口大骂。

一年后，公元784年，李希烈命人将颜真卿缢杀。

四又过了两年，公元786年，李希烈死了，颜真卿的遗体被运回长安。

唐德宗发现，死去的颜真卿对自己更有价值。

史载，唐德宗悲痛不已，废朝五日，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说他“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极尽一切溢美之辞，去赞赏一个死去的忠臣。

颜真卿得到最高谥号：文忠。

吊诡的是，忠臣不得好死，俨然是历史的定律。

在颜真卿之前、之后，有不少个案证明了这一定律的正确性。

无情最是帝王心。

唐德宗其实并不在乎一个老臣的横死，他带有表演性质的悲痛，以及授予逝者的所有哀荣，通通都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你们都来做忠臣吧，朝廷不会亏待你们的。

历史上的表彰忠臣，基本上是帝王术的一种实践。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相，毕竟唐德宗对颜真卿前后态度迥异，稍有常识的人都能一眼洞穿其表演的本质。

真正细思极恐的是捧红颜真卿书法的宋朝，皇权通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权力分享，让天下士人把原本极为稀缺的尽忠观念变成一种整体的价值追求。

在这以后，忠臣意味着对皇帝死心塌地地维护和支持，不管这个皇帝是明主还是暴君。

宋代以前，士人忠君的观念实际上是很薄弱的。

颜真卿以忠君为终生价值取向，在当时不能说没有同路人，但毕竟不占主流。

唐玄宗惊讶于颜真卿奋起阻击安禄山，说我不认识他他为何替我卖命，表明君臣之间并无后世理解的绝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整个安史之乱中，为国尽忠的人并不多。

与之对应的是，叛军攻陷的城池很多，相当多的官员临敌变节，为叛军所用。

士人忠贞死节的观念非常淡薄。

再后来，藩镇割据局面出现，有很多落第的举子或不得志的官员成为割据政权的幕僚，为他们服务。

这些现象表明，唐朝士人并不把失节当成多么耻辱的事情。

也就是说，忠君并非主流价值观。

权势转移之间，士人都跟着力量走：谁的力量大，我就服从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开始清算战时投身伪军的士人，以及颜真卿死后，唐德宗利用他的忠臣身份大做文章，说白了都是皇权构建、宣传和推广忠君思想的一种努力。

很明显，忠君观念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唐代之后的五代，历仕四个朝代、侍奉十个皇帝的不倒翁冯道，生前并未在忠君的道德问题上受到诟病，相反的，同时代人都说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对他极尽赞誉之辞。

到了宋代，这一切才得到颠覆。

从欧阳修到司马光，都痛骂冯道“不知廉耻”“奸臣之尤”，尽管他在位时做过济世救民的好事，但因为心中毫无忠君观念，“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在宋代士大夫的眼里，忠君是大节，大节做好了，其他方面才能好;大节没做好，其他方面再好，也不足称道。

讲到这里，大...